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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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1 Mar 2010 07:58: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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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的辯論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ue, 02 Mar 2010 04:12:00 +0000

呂大樂與沈旭暉的論戰，成了文化界中的一時熱話。呂大樂是我素來景仰的學者，沈旭暉則是我一向佩服的好友，兩人的辯論由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的行動，到兩代學術及評論人的差異，使我大開眼界。但回歸辯論的根本，呂大樂在兩篇文章提到反高鐵運動的「百分之二」參與者，還是使我十分在意。

　　呂大樂在其《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中，提到社會大眾不會區分行動和平的百分之九十八和進行衝擊的百分之二參與者，因而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在《我的「昔日情懷」》一文中，呂大樂則指出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策略意識，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則應該與騎劫運動者劃清界綫。而衝入立法會的做法，不符合社會的理念、規範、共識，是不能被接受的。

　　其實在反高鐵運動之後，在運動組織者與參與者之間，發生了一場不小的討論，討論的方向卻正正與呂大樂的說法相反。運動組織者被批評阻撓自發行動者進行衝擊，批評認為運動既是由下而上，更應該有包容不同行動方式的空間。而行動者可以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毋須其他人（組織者）為他們擔心。和呂大樂的說法相比，這涉及了三個問題：一、「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運動的概念矛盾；二、「參與者的感受」和「外界觀感」的落差；三、「統一」和「多元」的行動在實際操作上的衝突。

　　對組織者而言，這些矛盾肯定是不容易拿捏的。運動中沒有一言九鼎的大佬，也沒有長期存在的組織機器，難聽點是拉雜成軍，但相反，運動所展現出的超凡行動力和創造力，也是來自這種各擅勝場、靈活走位的網絡式組織。這樣的社會運動模式與呂大樂相信「應當如此」的行動肯定很不同，運動模式決定了它的限制，也決定了它重視的價值。正如他談到新力量網絡與史泰祖的關係一樣，朋友（戰友）間的情義是重要的，它們是維繫運動及組織的責任倫理，要「哽」的情況，其實也是類同。

　　文章篇幅有限，難以更深入地探討，反而想借文章一角為今次的辯論提出希望：世代論在《第四代香港人》出現之後之所以會被反覆講述，是因為世代之間的矛盾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未被解決，當中包括着關於權力、階級、空間等。因此更多的公共討論是必須而且是有意義的，如果討論中少一點陰謀論，少將事件個人化，將會是我城公共討論之福。

（刊於10年2月26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由下而上　反高鐵顯青年創意》）

諮詢失效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ue, 02 Mar 2010 04:08:00 +0000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被困立法會6小時之後，終於願意嘗試在網上現身，說希望與80後溝通，名為e-engagement，結果卻淪為網民笑柄。

　　鄭局長與網民的溝通方法是這樣的：請了幾位遠離反高鐵事件的學者和專家一同出席論壇，而這個論壇既沒有現場觀眾，巿民亦只能在網上看到這一個小時的討論，若有興趣的話可以在facebook上留言，但留言要快，因為這個由運輸及房屋局開的facebook　戶口只會使用三個小時，之後就不能留言了。

公關味太濃　難獲80後認同

　　其實諮詢做得不夠總比不做好，理應不會得到如此負面反應，問題其實出在心態，公關味道實在太濃，特別在這web 2.0的時代，這種由上而下、安全第一的『諮詢』當然令人看不順眼。Web2.0的特點，是將互聯網由原來由上而下、由少數資源控制者集中主導的情況，變成由下而上、由廣大用戶集體智慧和力量主導的局面。

　　換言之，要得到年輕網民認同，必需要放下高高在上的心態，以尊重、親切、平等而有趣的方法與他們互動；更不能一暴十寒，關係並不是一次半次充滿自我保護意識的公關騷可以建立的。或許，最難跨越的一步是局長這一代人並不習慣在網上的生活，既陌生又不享受，當然難以和在網絡世界如魚得水的青年有共鳴了。

政府以我為主　市民被假諮詢

　　其實，作為一個青年網民，官員願意上網聽意見當然好，但並不是必需。用甚麼媒體其實只是次要，重要的是掌權者怎樣看諮詢這回事。香港政府的諮詢常被認為是假諮詢，往往根本就已有既定立場，諮詢只不過是裝個樣子、交功課而已。

　　巿民有這種印象實在難免，像政府說高鐵諮詢了百多次，有誰知道？又以香港的主要諮詢架構中央政策組為例，今屆就委任了6位公眾毫不認識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為非全職顧問，因而被譏為『太子黨俱樂部』；而另一個主責青年政策的青年事務委員會，有一半以上的委員是50歲以上，80後的只有三位，90後更是一個都沒有，因此亦被嘲笑是『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如果政府不改變這種以我為主的精英心態，不願意將權力下放到民間，那用甚麼方法諮詢都不會奏效，相反只會得到更多的嘲笑和詰難。

（刊於10年2月11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與80後溝通須棄精英心態》）

行政霸道加深怨懟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Wed, 03 Feb 2010 08:13:00 +0000

誰都聽過這個童話故事：北風和太陽比賽，看誰能把路上行人的斗篷弄下來。北風死命地吹，行人卻用斗篷把自己包得更緊；相反，太陽用溫暖的陽光照耀，卻令行人自己把斗篷脫下來。想起這個故事，因為想起了曾特首。

記得1月14日，特首在立法會回應反高鐵運動的時候，說過「政府現時傳統的諮詢渠道，不足吸納年輕人聲音，故當局必須『放低家長心態』，加強跟年輕人的溝通途徑。」然後他又強調，年輕人跟當局溝通，須「理性、心平氣和、尊重事實、講道理」。

高鐵獲通過政府勝利嗎？

同時同地，在立法會門外有六位斷食青年，正正就在等待「溝通」，當然特首拒絕了，因為「當群情高漲時，你跟他突然溝通，未必會最有效」。結果就是，一直到1月16日晚上、鄭汝樺局長和其他建制派議員要偷偷坐尾班港鐵離開立法會，政府都沒有高官願意與立法會外過萬人「溝通」。取而代之的，是逾千警力、鐵馬和胡椒噴霧，以及一股在社會中揮之不去的怨憤。

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闡述「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時，指出惟有透過不被扭曲和理性的論述，才能讓一個「較佳的論述」勝出，並確保因此而來的有效性、真實和正義。在高鐵一役中，現方案之所以能夠得到通過，並不是因為政府勝出了辯論，而是因為它在立法會中有不需民意支持的鐵票。如果政府視通過撥款為勝利，但這勝利有效性、真實和正義（如果有的話）卻並非建基於平等而公開的討論，它對政府管治的遺害將會是長遠和難以逆轉的，因為它就如北風一樣，展現了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橫和行政霸道，而這只會增加巿民對政府的怨懟。

政府不斷說溝通卻不肯參與

當政府不斷說要溝通，同時不斷叫人理性，但自己卻不肯參與辯論，這絕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溝通，也不能可協助政府消弭民間的不滿。其實要了解人民，關鍵真的不在於上不上網，而在於當權者能否放下那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態。重新檢討各諮詢機構的成員組成、諮詢機制和成效，讓民間能真正參與對於未來的規劃，而不是將諮詢當成花瓶，否則天星、皇后、利東街和反高鐵的運動，還是會繼續出現。

（刊於2010年1月29日《經濟日報》）

Google不低頭　體現良心企業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Mon, 18 Jan 2010 13:25:00 +0000

去年在金融海嘯來襲之時，幾間大企業這邊廂裁員、那邊廂卻得到了「商界展關懷」的嘉許，「良心企業」4字不無諷刺，也掀起了社會企業責任的討論。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企業的看法往往只有兩種可能：經濟繁榮的推手，和貪得無厭的奸商，「企業責任」只不過是錦上添花的形象工程，企業還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提。於是許多難以和良心沾邊的事，都可以被理解為「無可奈何的必要之惡」；偶爾有如免費派粥的小商戶，立刻可上報紙頭條，反映我城真心做好事的企業是如何缺乏。

不屈服政治 Don't be evil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規模愈大的企業愈應重視它的「良心」，因為大家對它的要求亦更高。然而我們最常聽到的若非裁員，便是壟斷、抬價、加租，甚至出賣私隱、屈服於政治力量。

像Yahoo！為了內地巿場，曾將民運人士師濤的資料交予中國政府，致使師濤被判刑，此後便一直承受國際間對它的批評，名聲一落千丈。而Yahoo！的對手Google，前天便作出了一個相反的選擇：它發出「New Approach to China」的聲明：「由於中國黑客對Google發動攻擊，入侵中國人權運動人士電郵帳號而使其身份曝光，Google今後將不再過濾Google中國網站（即谷歌中國；Google.cn）的搜尋結果，甚至考慮完全撤出中國市場。」

此消息一傳出，許多內地人立刻去到Google在清華科技園的辦公室獻花，卻被保安以「非法獻花」的理由驅趕（從此中國網絡又多了一個「潮語」）。當然有人指這是因為Google進入內地巿場多年，仍佔不了優勢，所以退出巿場亦不是甚麼大損失；但在世界所有人都說要進入中國巿場的同時，Google卻反其道而行，貫徹其「Don't be evil」的宗旨退出中國，當然賺到了全世界的掌聲。

只顧股東利益弱勢最受害

做有良心的企業，和做有良心的人一樣，都是要付出的；而這種付出是否值得，則視乎你如何權衡錢和良心的重量。

但要求人和企業自律，始終是困難的，在新自由主義冒起的時代，愈來愈多被私有化的公共服務，以維護股東利益之名，無視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最終使整個社會受害，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弱勢的一群。這些例子在香港俯拾皆是，錯過幾次之後，我們又學到了甚麼？

（刊於 1月15日經濟日報）

對八十後的三個悖論和三個關鍵詞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Wed, 13 Jan 2010 20:13:00 +0000

「八十後」這名詞隨著反高鐵運動徐徐響起，從民間到政府官員雖已琅琅掛在嘴邊，卻不明所以。這邊廂年青的示威者在中聯辦推欄衝擊、那邊廂反高鐵青年幾天幾夜的在寒冷中苦行，政府的具體的回應竟是指八十後關心『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以及突然派出重案組拘捕陳巧文，再一次反映出當權者對八十後青年的想法毫不掌握。本來對『八十後』各自解讀，無可厚非，但就筆者觀察，當中流行的三個悖論，卻對於了解『八十後』有害無利。

三個悖論、兩個框架

悖論一：泛民動員論。有論者逢看見年青人行動激烈，便會祭出『泛民動員論』或『被利用論』，認為背後定是有（個別）泛民政黨從中動員，青年人只是無知被利用以賺取政治本錢。有反高鐵青年笑言：如果泛民真有能力動員我們，民主運動就不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了；就算真的有『動員』，也是民間動員議員，而非議員動員民間。凝聚反高鐵運動的力量核心，是由世貿會議開始，到天星、皇后、利東街動運動一路成長的本土意識、和被六四、七一、2012這些數字不斷凝聚的民主訴求，這些民間訴求，在這幾年中一次又一次面對政府的強蠻，在挫折中壯大和成長，因而越益強韌。『八十後』在反高鐵運動中，為議員在議會內的抗爭提供了議題、環境、彈藥、能量，是民間主導在運動；『動員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體性』。

悖論二：無知快閃論。有評論經常以『網絡動員』、『沒組織』、『即興』、『衝動』來形容八十後的行動模式，認為這群人整天上網、沒組織、為反對而反對，又不經思考在網上大放厥詞，活像將要發動暴動的快閃黨；然後用一句『多讀書』來勸勉年青示威者。評論者透過愛好衝突的媒體，當然只看到衝突；但其實只需細看12月18日和1月8日兩次包圍立法會行動如何熱情澎湃卻井然有序，以及多位青年如何冒寒苦行卻堅毅忍耐，便能明白『激烈』背後包括了多少準備和思考、慈悲和堅忍。走進運動核心，你會發現與其說八十後示威者讀書不夠，倒不如說他們讀書太多，只是創意和能力都用了在出乎『大人』意料的地方上而已；『快閃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動性』。

悖論三：經濟匱乏論。最流行的說法，是將年青人站出來抗爭，歸因於當今社會令他們缺乏足夠的經濟發展機會，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及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機會。持此論者大概是因為熟讀（或誤讀）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便將書中的第四代香港人照套到八十後的處境，卻錯誤地將他們的處境理解為抗爭的原因，犯了假因（False cause）的謬誤。抗爭的八十後青年並非為他們個人物質利益而站出來，而是為了更高一層次的價值；『匱乏論』是悖論，關鍵詞是『後物質主義』。

『悖論』和『關鍵詞』，分別代表著兩種理解八十後的框架。透過『悖論框架』，眼中看見的是一班沒書讀、沒工做、因被人利用而亂衝亂撞的憤怒青年，青年本身就是問題，所以他們的訴求只是表像，要做的是疏導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怨氣，以及找出能代表／控制他們的政治力量，對之打壓或吸納。透過『關鍵詞框架』，看見的則會是一班思考獨立、充滿能量、關心社會因而討厭強權的青年群體，問題不在他們本身，他們只是將真正矛盾突顯於社會大眾之前，社會的不公平、不公義才是問題，不回應甚至打壓他們的訴求，只會令他們走得更前。

別想 hea 走他們

香港已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當下社會面對的問題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其分配是否公義的問題。以反高鐵運動為例，年青人非因貧窮而站出來，而是因為政府以霸王硬上弓的方法清拆菜園村、因為亂用巨額公帑於高鐵而非用在普羅巿民身上、因為政治權力的封閉和不平等、因為政府對於巿民意見的蔑視。而這些怒氣都已積累已久，參與反高鐵運動的人都會想起領匯和迪士尼、想起天星和皇后、想起利東街、想起失去了的0708和2012普選，每一次的欺騙、強闖和拘捕，都是在透支著特區政府的信用。青年抗爭者談的，是家園、歷史、自主和尊重這些後物質的訴求，而這些價值從來都不被政府重視。

後物質一詞，是英高赫（R. Inglehart）在《寧靜革命》中所提出，現代社會的新舊世代交替所以會導致後物質的訴求出現，是因為上一代人在專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物質以外的價值問題時有忽略，新一代嘗試與實驗精神最強烈，物質滿足後，便出現由他們帶頭的後物質訴求。可惜今天當權者無法理解以後物質主義為核心的新框架，只能以『他們背後有誰撐腰？』『誰可以代表他們？』這些問題去尋隙找縫，對不起，對於有強烈主體性、相信由下而上才是好政治的新一代，這再行不通了。八十後早聽夠了官腔和謊言，別想輕易把他們 hea 走。

也許官員們都該看看《阿凡達》，Na’vi 族手連手織起網絡，守護著 Home Tree，他們就是八十後。官員們駕著戰機以為轟掉的只是一棵樹，在八十後眼中，卻是在摧毀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若政府不打算把反抗者全都殺掉的話，何不走進人群了解他們？一月十五日的立法會外、年青斷食者身旁，總可以留一席給曾特首的。

作者：林輝、區諾軒

（刊於 2010年1月1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官員誤解80後請先看《阿凡達》》）

我的請假信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7 Dec 2009 07:16:00 +0000

S：

我這幾天正為籌備周末舉行的《九龍城書節》忙得不可開交，你是知道的。而在這既繁忙又寒冷的星期五，請假到立法會外吹風，也許有點戇居。但這半天假還是要請的——如果我們不想愧對我們的下一代的話，我們還是必要與反高鐵的朋友走在一起，盡最後努力阻止立法會的撥款。

我們常討論關於我們這個世代的問題。無論是80後、Y世代還是第四代香港人，談的都是我們生於和平、長於本土、在呵護和批評中長大的這一代。我們其實是幸運的，不少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懂得英文和普通話，在全球化的風潮中，我們的選擇比上一代多得多。但我們最終還是選擇香港，不是因為香港特別好，而是因為我們生於此地長於此地，是感情將我們與香港緊扣。也因為這樣，我們期望香港會變得更好，所以願意走在一起，在餐搵餐食的生活中抽出時間精神，為香港做點事。

與我們同一代的，還有他們，一班80後的社運朋友，當中有些你也認識。在反高鐵的運動中，他們全心地投入了，為的是公義。John Rawls說「公平即公義」，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配，正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礎；而今天的香港，公義卻是如斯缺乏。600多億的公帑，可以做多少改善民生的事？可是政府可以毫不皺眉地花在高鐵上，對於智障學童的讀書權卻不屑一顧。專家組的用心研究出來的方案，可以省上300億，政府卻考慮都不考慮就否決了。菜園村的居民，被不斷的抹黑成只為錢，事實上在政府「特事特辦」政策下無端發達的卻是新界地主們，菜園村的居民只為了可以安居樂業，這要求過分嗎？年輕朋友們和平示威，然後被抬被打，比起以前還要變本加厲。還有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員，平日不開會，開會時連自己的座位都找不到，卻拒見市民，從容舉手支持政府方案，可恨。

坦白說，這段日子以來，我不止一次問自己：我真的應該繼續留在香港嗎？唯一能讓我看見希望的，只有民間。現在一班年輕朋友正繞着立法會苦行3天，手心捧着稻米，「不讓其撒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我沒法不站到他們身邊，與他們並肩而行。

所以我不但要請假，更邀請你也一起來到立法會前，與我們站在一起。

F

（編按︰明日下午立法會將開會表決669億元廣深港高鐵撥款。「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為此發起「1218請假包圍立法會」行動。）

(本文刊於12月17日經濟日報)

高鐵祈福黨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Fri, 04 Dec 2009 01:12:00 +0000

反對高鐵的群體當中，其實不單是菜園村面臨痛失家園的村民，還有因為高鐵在地下通過而使樓宇難以重建的大角咀居民、以及許多關注公帑如何使用的巿民。

廣深港高速鐵路將會花掉港人669億，是回歸以來開支最大的一次工程，等於政府投入在迪士尼的錢的4倍、足以興建兩條青藏鐵路、舉辦270多次東亞運動會、或近500次超支嚴重的維港巨星匯，甚至仿效澳門，全港巿民每人獲退回一萬大元。如果這600多億用作投資，以4厘回報計算的話，每年的利息就有26 億。有些官員和支持高鐵的議員，認為鐵路「雖然貴，但是值得」，因為可以接通內地高鐵網，將會商機處處。然而，是否真的值得，卻不能依賴近乎迷信的猜想，而應進行仔細研究。

預測前景太樂觀恐負資產

其實已有許多論者指出，政府對於高鐵前景的預測水份太多，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尾大不掉、要由香港人無止境承擔的負資產。不妨看看政府過去對於交通流量的預測有多準確：西鐵預計流量有每日34萬人次，結果只有20萬；機鐵預計2011年每天有75,000人的流量，現時只有28,500；深港西部通道預計流量有28,000，實際只有7,000。還有迪士尼，當年把經濟效益說得天花龍鳳，今時今日卻連官員都指「如此業績，很難找到買家（買迪士尼股份）。」

同樣的事，在一海之隔的台灣正是好例子。台灣的高鐵營運了兩年多，累計虧損已近700億台幣，總欠債達4,000億，負責的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面臨破產，董事長亦因而請辭。台灣高鐵的客運量不足當初預計的4成，因此即使不計算成本的利息，收支也無法平衡；加上龐大的折舊攤提和債務利息，使高鐵成為台灣的雞肋，進退失據。

牛津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Ben Flyvbjerg曾就世界上的大型基建項目（Megaprojects）進行研究。他研究了全世界200多個項目，包括公路、鐵路、隧道等，發現絕大部分工程的事前估算與建成後的結果往往差天共地，原因非常簡單：工程、顧問公司或希望工程上馬的人，往往會以非常樂觀的數字進行估算，務求項目可得到通過。一旦工程開展，其餘的事便不再重要，一旦結果與預計不符，也能以各式各樣的理由（例如其他配套未齊備、經濟環境轉變，諸如此類）開脫過去，最終往往人人有責，無人負責。

被疑政治任務向中央「交數」

回看香港，政府預計高鐵未來將有每日10萬人次的人流量，但今天直通車的流量卻只有9,000人次、每天來港的這個10萬人次的流量是從天跌下來的嗎？又有多少人會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如果高鐵只是不計成本、用極廉的價格將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搶去，而所虧蝕的金錢又將由香港巿民承擔的話，哪麼到底有甚麼人會得益？有人說，高鐵其實是政治決定、政治任務，為的就是要成就曾氏政府的功績，並向中央政府「交數」。我不肯定這些說法是否確實，但那些不斷強調建高鐵會發達、不建高鐵便會被邊緣化的官員和議員，在我看來更似那些把你全副身家騙去、聲稱只要做場法事便可以保你全家安康的祈福黨——不必講證據、不必談效益，不要問，只管信，這不是騙案是甚麼？

執筆之時，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剛通過了高鐵工程撥款。立法會議員們，可有負起代議士的責任，為巿民的福祉和公帑把關，謹慎衡量高鐵工程是否必要、669億是否花得其所？在18號的財委會上，懇請不要再重蹈昔日迪士尼覆轍，以台灣高鐵黑洞為鑑，以香港巿民的利益為先，反對高鐵的撥款！

（刊於12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官員撑高鐵猶如祈福黨》）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9 Nov 2009 06:18:00 +0000

政府在6月尾匆匆向立法會提交用港府對迪士尼的借貸轉換成股份、用以擴建迪士尼的增撥資源建議；獲得通過之後還不到兩個月，上海就公布將會興建亞洲地區第3個迪士尼樂園，而在政府給予立法會的資料中並沒提及。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一、迪士尼落戶上海，港府是否知情？二、如果連政府都不知情，那麼迪士尼有否欺詐成分？但無論如何，香港人都是一次又一次被當成提款機，將錢一次又一次掉進迪士尼這個無底深潭。

投資迪士尼港人被騙？

回看1999年，當時董特首躊躇滿志，把迪士尼爭了回來，那時候對迪士尼的未來估計是這樣的：開幕首年（05年）有520萬人次，然後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到2014年——即是上海迪士尼開幕的時候——將會每年近900萬入場人次；而事實是，過去3個營運年度的入場人次僅得1,380萬，比起預計的 1,700萬少了一截。但重要的是，迪士尼連年虧蝕，成了香港人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今上海迪士尼面積將比香港的大上數倍，收費亦較便宜，可想而知說「兩個迪士尼並非競爭關係的」，不是缺乏腦袋，便是昧着良心。

其實特區政府在宏圖大計實行前的估計，往往估多於計，不管自稱多科學多精密，通過了立法會，上了馬（或曰賊船）之後又是另一件事。不僅往往中途需要再追加撥款，更重要是到工程完結之後，成果效益跟預計相差十萬八千里，可惜那時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追悔太遲，也無人要負責。且看數碼港、機場快綫、昂坪 360、西鐵、應科院，每個教訓都價值不菲，but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高鐵自負盈虧過分樂觀

接下來的，還有西九和高鐵。政府預計高鐵投入600多億元建造費（等於四個香港迪士尼的造價），通車之後預計每天有10萬人次，便能夠自負盈虧。

但這10萬人次的流量是怎樣來的？高鐵的車費將會與東鐵一樣，即是其實是在搶走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實質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的人會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真的會有10萬人次嗎？還是其實只是又一次過分樂觀的「估」計，用美麗的願景和對孤島的恐懼，造就另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

（刊於11月1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香港成了迪士尼的提款機』）

我這一代失落香港人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05 Nov 2009 08:56:00 +0000

11月1日，一班「網民」發動了包圍禮賓府的行動，報紙以「失落第四代」形容這班人——八十後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學歷也許不低，但在社會卻愈來愈感到憤慨和絕望。在內地如北京等大城巿其實亦有類似情況，全國估計有近百萬的「蟻族」，特點是高智、弱小、群居，許多是大學畢業，想到大城巿打工，但大學生無論是在求職及待遇亦愈來愈不如以前，許多蟻族只好在城中村等地條件較差的地方居住，期待好運來臨。

結構性困局　努力沒出頭

青年有甚麼怨氣？其實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有提到：「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充滿社會流動機會，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今天經濟發展日益成熟，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晉身中產的關鍵，這對不少青少年造成沉重壓力，在正規教育或公開考試遇到挫折的一羣，更加感到無奈和鬱悶。」

諷刺的是，施政報告公布以後，那位買不起樓的律師女聽眾便狠狠地摑了特首一巴——是的，我很努力讀書，成為了專業人士，理論上是中產，實際上卻不似不中產。所謂獅子山下、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的說法，在年輕人眼中如果不是個騙局，也只是一個神話，一個讓你乖乖讀書循規蹈矩為地產商打工的神話。

但年輕人的怒氣怨氣是實在的。當他們看見貧富愈來愈懸殊、學費愈來愈貴、找份好工愈來愈難、工作穩定性愈來愈低、樓價卻愈來愈高、上位機會愈來愈少，無論是讀飽書的，還是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工作的，均同樣面對着社會結構性的困局，而非純粹個人努力與否可以改變的。當我們的社會常談到融合、轉型、增值，滿腦子偉大願景的同時，卻極少想到怎樣去讓社會未上位或根本難以上位的人分享成果——而這種人在香港社會正在不斷增加。

生活絕望　政治同樣絕望

更重要的是懷有這種絕望感的人發現，原來即使百般怨懟，卻還是無權選擇自己有信心的領袖，在政治上同樣令人絕望。絕望的人可以怎樣？要不愈趨犬儒，認為世上不會有好事，做甚麼都沒有用；要不愈趨激進，用更多的行動衝擊掌權者，而隨着社會怨氣不斷上升，趨激進者亦會愈多。今天可以以300位警察去招呼100 個包圍禮賓府的示威者，那明天呢？

（刊於11月5日經濟日報）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Wed, 04 Nov 2009 15:25:00 +0000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編輯算是負了她了，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香港的『孤島恐懼』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22 Oct 2009 07:34:00 +0000

菜園村的街坊們呼朋喚友，上星期天共有千人聚集菜園村表達支持「不遷不拆」的訴求，人數比起當日清拆皇后碼頭時更多。

但不消兩日，行政會議便批准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同時以「特事特辦」的做法大幅調高菜園村的賠償，希望以錢解決問題。

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

這其實是政府一貫的邏輯——堅持不走的街坊其實都是貪得無厭、為了更多賠償才當「釘子戶」，所謂人情、家園、生活，都不過是幌子；香港務必跟上國家的發展規劃，不落人後，否則將淪為「孤島」。於是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菜園村如是，利東街如是，天星皇后也如是。

香港會否成為孤島？在此之先，其實應先問：甚麼是孤島？地理上，香港當然是個孤島，但百多年來，香港就在中國與列強的角力中，半推半就地成為了亞洲最開放的港口城巿，無論是商品、文化、資訊、交通、旅遊，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出香港。

香港既從沒有閉關自鎖，也以這種開放性而自豪，因此「孤島」帶來了一種從根本上否定香港成功的恐懼。孤島代表了斷絕、緩慢、不便、落後，要擺脫成為孤島的夢魘，依政府的邏輯便是要不斷的發展，像奧運精神一樣「（建築）更高、（交通）更快、（經濟）更強」。

發展為先強者愈強弱更弱

可是香港的情況，卻是「（樓價）更高、（拆遷）更快、（貧富懸殊）更強」。保育這幾年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正是因為政府是發展為先的做法，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拆掉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摧毀家園和文化，是為了興建商廈、商場、中環的公路，以及造價跟票價都高昂的高鐵，首要得益的都不是低下層。小巿民在孤島的恐懼之前，都是劉皇發口中的「小我」，都是要為「發展」這個「大我」犧牲的。犧牲甚麼？人情、家園、生活，以及納稅人的（至少）670億元，為了成就一個不會成為孤島的假象。

少建一條高鐵，多花40分鐘到達廣州，會否令香港成為孤島？香港的競爭力就全賴這條鐵路？香港和廣州就沒有其他接駁交通？別人來香港就只因來香港夠快？這些問題，不但令我們反思高鐵的價值，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價值。

（刊於10月22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不建高鐵香港必成孤島？》）

甘乃威做錯了甚麼？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Fri, 09 Oct 2009 01:47:00 +0000

兩日的頭版，將焦點從泛民的五區總辭爭論，轉移到甘乃威身上。在政壇打滾廿多年，公認勤勤懇懇的「區佬」，居然在成為立法會議員才一年時間就面臨下台危機；本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是死在連手也沒拖過的純情「桃色醜聞」下，卻真有點不值。

連手也沒拖過有點不值

到底甘乃威犯了甚麼錯？以現有的資料看來，他「表達好感」或「示愛」了，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更沒有性要求。當然他作為僱主，對直屬下屬「表達好感」，即使沒有口頭上作出性賄賂或性威脅，也容易使人對之作出聯想；但若簡單地將兩者理解成因果關係，而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性騷擾，卻也過分簡單。反而，這樣的解僱更似是一宗不合理解僱，而雙方亦似乎已用各種方案解決了事情（公開道歉、不合理解僱賠償、復職可能），女事主一直不公開露面，亦不見得要將事件變成公眾事件公開處理。

當然，政治就是如是，吃得鹹魚抵得渴，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桃色紛爭往往致命（政治生命），沒理由不懂得小心留神。桃色糾紛是最Juicy的政治新聞，色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最愛看人倒楣的社會。更何況你既不是吳彥祖，也不是李國寶，不有錢不靚仔卻要向風流多情，這是你的原罪。

Don't shit where you eat

如果說甘乃威真的犯了錯誤，那大概就是職場第一守則-Don't shit where you eat，好兔不吃窩邊草。

你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傳聞與他有一手的計有半打年輕美女，他卻仍在桃色醜聞中屹立不倒；當年的克林頓，只是和女下屬玩玩雪茄遊戲，卻成了他任內的最大的政治危機。避免辦公室戀情，那是一般打工仔的常識，甘乃威如何忘記了？

也許甘乃威只是個純情小生，對身邊的美女助理日久生情，不能自控；也許他是有色心欠色膽、取近捨遠，才會忘了自己身處在甚麼致命的位置。

環伺着他的，是一個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是一堆對桃色新聞求之若渴的傳媒，以及一個喜愛看人倒楣的社會。弄至今天如斯田地，甘乃威自己固然是始作蛹者，也讓人窺見了政治生命可以如何脆弱兒戲，對從政者不啻是一個警惕。

（刊於 09年10月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政客吃窩邊草頭上一把刀》）

「無車日」做騷不如便利單車行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24 Sep 2009 02:01:00 +0000

執筆之時，正是922無車日。這個11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節日，今年得到特區政府的垂青，高官們全體響應，坐港鐵的、坐巴士的、步行的，各適其適——當然還有用坐的士上班來響應「無車日」的兩位司長。

我倒是奇怪，為何好像沒有高官嘗試在巿區以單車代步——如果有，他應該可以體會到單車騎行者在我城正面對怎樣的困境。

巴士港鐵趕絕單車

我家在九龍，也在九龍工作，不久之前開始嘗試踏單車上班和下班。也許大家都以為只有送外賣和送石油氣的會在九龍騎單車，但其實細心留意，即使在旺角，街上亦有很多人在使用單車代步。成為「單車友」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單車在巿區是如何地不受歡迎，而且是制度性的不受歡迎。

其實每個騎行者的需要不外乎幾個：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單車、有包容單車的公共運輸系統和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而在香港——特別是在巿區——可謂三者皆缺。新界許多單車停泊區車位嚴重不足，而在巿區單車更只能鎖在路旁欄桿和後巷，被偷和被破壞是家常便飯。其次，香港唯一一個對單車較為包容的公共交通公具叫做渡海小輪，但也不是每一條路綫均歡迎單車使用；巴士和港鐵更不消說了，不是乾脆不容許單車，便是諸多阻撓，使騎行者使用單車代步的彈性大減。

道路設計極不友善

但對於騎行者而言，最痛苦的始終還是道路的不友善設計。在巿區，行車隧道固然不容許單車使用，許多高速公路、高架天橋和路段也是單車止步，令到騎單車的人根本沒辦法可以完整地在路上由一點去到另一點。

以灣仔碼頭為例，由於只有尖沙咀到灣仔的小輪容許單車使用，騎行者要從九龍到港島就必須在灣仔碼頭下船，可是附近的道路幾乎全是禁止單車的dead end，騎行者只能荒謬地上行人天橋、穿過兩個商場，再將單車抬下天橋，方能去到銅鑼灣或灣仔巿區。而在新界區雖然有單車徑，但卻多是斷斷續續的，騎行者要一時騎行、一時推車，既不方便亦不合理。

沒有人會奢望高官們過了無車日之後仍會每天坐港鐵、坐巴士；是公關show也好、真心而行也好，偶一為之、沒有政策配合的環保行動除了令自己感覺良好外，對世界其實絲毫沒有助益。高官們如果可以讓單車使用者更方便，鼓勵更多人以單車代步，那才是實實在在的一件功德。

（刊於09年9月24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一句「為你好」弱勢社群受壓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0 Sep 2009 06:45:00 +0000

我想問，為甚麼政府的宣傳片總喜歡Hip-hop？

也許因為這些廣告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一廂情願地以為用上了Hip-hop年輕人便會喜歡；也許是因為覺得只要配著輕快的音樂，便能將充滿荒謬的情景變得正常，或令觀眾變得麻木。

禁煙收緊酒牌市民無選擇

且看那個「全城動——全城清潔運動」廣告中那些連掃地也要跟著舞步、咧著嘴笑的清潔工，不知現實中的她們拿那樣的人工、每天工作這樣長的時間，是否可以笑得出？還有那個「戒煙我撐你」的廣告，煙民都已經走到垃圾桶旁吸煙了，還要被人指指點點，又「影響到人」又「搞到自己面青」，能留一條生路給煙民嗎？

最新推出的另一「戒煙我撐你」廣告最令人不安：主角身在酒吧，卻連煙也不能抽，如果他辛勞工作了一整天，只想收工去酒吧喝杯酒抽根煙，卻發現在酒吧煙不能抽、連酒也在兩點後不能賣的話，他聽見那些幸災樂禍的戒煙Rap歌時，還會跟你一起唱？揮拳相向才是合理！

吸煙飲酒濫藥援交當然政治不正確，但全面禁煙、收緊酒牌、校本驗毒、打擊援交，卻是公權力以各種道德之名，進一步代巿民選擇更「好」管理身體的方法；而在這個過程中，被管理者的自主權和發言權，可以怎樣得到保障，而不會淪為親權主義（Parentalism）和多數暴政（Majority tyranny）的犧牲品？

為政治正確簡化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這些以「為你好」之名而擴張的公權力，針對的通常是社會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伴隨著公權力的擴張，往往是一連串政治正確的宣傳攻勢，將問題平面化、簡單化，以求以最簡單的理由——如健康、衛生、和諧、家庭——推行政策，例如禁煙是為了大眾健康、驗毒是為了學生安全、過濾互聯網是為了社會和諧，因此反對聲音都只是無法推翻大原則的枝節考慮。煙民、學生、網民、援交少女等被管理者，如果不是無知得要家長照顧，便是應該為大眾福祉而退讓，否則便成了自私自利、破壞和諧！

當我們放棄維護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去追求社會整體更「理想」的環境時，我們距離真正理想的社會可能愈來愈遠。別忘了，我們都有成為少數和弱勢的一天，今天犧牲的是別人，誰知明天會不會輪到你和我？

（刊於 2009-09-10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關於勇氣、行動和堅持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Fri, 28 Aug 2009 09:34:00 +0000

看本地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覺就如在翳悶的夏天呷一口清涼的凍檸賓。電影呈現了沒有主流電影敢說出口的政治現實，由廖啟智飾演的牧師和幾個小人物憑着勇氣去行動，堅持着自己相信的正義，對抗骯髒污穢的官商勾結。而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動」，正如戲中廖啟智所說，沒有行動的愛，是虛假的。對人如是，對社會亦如是。

《三條窄路》道出政治現實

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比這個夏天更為翳悶，當我們在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討論之時，其實正反映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力何其缺乏。我們都在政改死綫前期待着大佬們應該如何如何，卻無法將過去20多年追求民主的積累轉化成突破困局的行動。回想03年夏天的高昂，都被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磨蝕；當中央拋出如幻似真的2017普選承諾、當上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難免令人懷疑民主運動是否已行人止步。

身處運動的低潮容易產生懷疑、退卻和無能感，但也是沉思和反省的好時機。我們對於民主運動，是缺少了一往無前的氣概，還是欠了周詳的戰術思考？（還是兩者皆缺？）在遠在北京的阿爺之前，我們視自己為無關痛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三條窄路》內那個家有妻兒的牧師、被趕出警隊的小混混，和既渴望上位也堅守公義的女記者，本來都是社會中毫不起眼的一人，卻戲劇性成為了對抗哥利亞的大衞。行動本身就是改變——尤其是在缺乏希望之時，不論結果，行動都帶來能量、帶來改變。

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因此，在我們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議論紛紛時，要認清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新的動力，而這些動力需要由我們以行動去創造。五區總辭可以是一個方法（雖然未必是個好方法），但歸根究柢，如果你渴望民主或其他你珍視的價值和權利，你就沒有理由依靠別人去為你爭取或捍衞。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在每天批評青少年只顧吸毒如何不濟的今天，成年人可有想過自己應該怎樣成為他們的榜樣，顯示為他們、為自己創造有希望的未來的勇氣和堅持？

（《三條窄路》將於9月初在圓方上映，一天只有一場，莫要錯過。）

（本文刊於8月28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憂民運停步行動才能帶來改變》）

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3 Aug 2009 13:00:00 +0000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官僚體制扼殺街坊情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30 Jul 2009 07:25:00 +0000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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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Fri, 24 Jul 2009 16:08:00 +0000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勿以「保護孩子」為名　管制互聯網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6 Jul 2009 06:40:00 +0000

《聖訴》（Doubt）中有這麼一段：梅麗史翠普飾演的古肅修女，討厭使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原子筆，因為覺得使用原子筆會令墨水筆的書法失傳，是神所不喜悅的，這也成了她對勇於創新的神父Flynn看不順眼的理由之一。

不理解現恐懼操控惹反彈

提起電影的這一段，是因為看了剛在facebook上流傳的一個消息，說梁美芬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小組上，指「兒童瘋人院多數是上得網多的小朋友入了……一個還因上網多之後在校園殺人！」為了查證，我再在Youtube上翻看她早前在另一個活動上的發言：「互聯網可以令到年輕人精神分裂，德國有個年輕人拿槍殺了很多同學，原來他天天都上互聯網。」

如果以此作為支持加強網絡審查的理由，我相信即使是與梁議員信仰一致的基督徒，也能看出當中的邏輯謬誤，在此不贅。我想指出的是，互聯網在年輕一代的意義早超越電視及其他任何媒體，甚至超越《聖訴》中那年代的原子筆，其重要性是許多家長及管治者不理解的。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各種恐懼，促使掌握權力的上一代藥石亂投，用盡一切方法希望可以將之控制，但結果往往是更強大的反抗。

強制管網絡群眾推倒綠壩

內地就是一個好例子，內地政府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6月「眾所周知」的互聯網維護日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希望進一步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然而民間卻不和你硬來，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將政府嘲笑得面目無光，最終也只好將強制安裝「綠壩」的計劃（無限期）推遲。所謂「綠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式監管方法，以「保護孩子」為名（與梁議員的說法十分相似），實際上政策推行時不但沒有真正的「孩子」發言的位置，甚至連成人的自由也被剝奪。於是這些「被保護者」都統統站出來，在網上眾志成城，終於把綠壩推倒。

保護孩子如此冠冕堂皇的名目，誰可反對？但怎樣保護、怎樣才算保護？卻仍需社會去討論；而最重要的，是「被保護者」可有置喙的權力？過去從來都是家長說了算，那是web1.0的管治方法；而在web2.0的今天，家長們也該與時並進了。

（刊於 09年7月16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相片來源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Sun, 12 Jul 2009 07:48:00 +0000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

新疆問題，去種族化？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Fri, 10 Jul 2009 06:59:00 +0000

新疆發生騷動，不其然令我回想起去年3月的西藏，中央政府的回應基本上是同一個調的：都是『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分別只是這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幕後黑手一個叫熱比婭，另一個叫達賴喇嘛。中央政府的這種思考模式，不只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疆，且看石首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如何回應：『眾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於19日在該市東嶽山路和東方大道設置路障，阻礙交通，圍觀起哄。』

一脈相承的地方顯而見：這些群體性事件，要嘛就是有幕後黑手煽動，要嘛就是群眾愚昧被誤導，原因總不會是深遠的、結構性的，而責任總不在當權者身上。內地政府如是說、內地媒體如此附和，也就算了；香港媒體要是連這種謬誤也看不見，那真是愧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二字記之曰：墮落。就看7月9 日的《明報》社評《維漢兩族非敵我關係衝突屬人民內部矛盾》，內容引述了一個由浸會大學余振教授進行的研究，指『漢維兩族的關係並不差』，證據就是他曾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是『70.1% 維族受訪者和82.3%漢族受訪者，表示他們都有漢族或維族朋友；對於「我是新疆人」的地方認同，91.3%維族受訪者表示非常自豪，漢族受訪者中，有 70.2%的人有強烈的新疆地方認同意識；對於作為「我是中國人」的自豪感，調查發現維族有87.1%、漢族有85%的人回答說身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興。』

其實上文的研究，王力雄在《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也有提及，而且作了個非常有趣的跟進。他對調查結果的回應是：『讓人感覺與現實相差實在太遠．．．維族人的認同比漢人高兩個百分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哪裡還要搞甚麼新疆問題研究、哪裡還存在新疆問題呢？』調查不準確的原因是：『當調查人員由官方配合，把問卷交給被指定的維族人填寫時，已經註定不會真。如果維族人連相互之間都得提防，他們怎麼會在官方參與的問卷上寫下真實態度，而不擔心成為證據受到懲治呢？』

於是王力雄自己做了一個小調查，把上述問卷問題向維族人再問一遍，但配合他的不是官方，而是他的一位維族生死之交，他在該地有很多熟人，被訪者只要信任他也就信任王力雄，回答會真確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做出來也不精確，不過結果實在非常有趣，我認為更能反映新疆維族人的想法，兩個調查的問題及結果如下圖。

在王力雄的小型調查中，維族人認同『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與』有 17.5%（原調查為87.1%）、認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份』有 9.3%（原調查為85%）、認同『政府打擊破壞民族團結的勢力和活動是必要的』有 8.8%（原調查為 93%）──幾乎每一條問題的結果都與原來的調查差天共地，卻更接近我們對新疆的理解。明報社評將問題去種族化，認為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無異於鴕鳥政策，與內地政府說的如出一轍。話說回來，『新疆』一詞本來就帶有很重的殖民地意味，而現實就是一個文化、語言、宗教不同的民族在管治另一個／多個民族、現實就是衝突的出現與種族有強烈關係，卻老是拿出甚麼『xx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一部份』的話來自欺欺人，新疆如是，西藏如是，衝突當然永不會停了。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七一之後會回應一句『留意到參與遊行人士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政府已清楚聽到』──雖然聽了卻不知是否聽懂，聽了之後也總是沒有改善，但比起連聽都聽不進，總算強一點吧。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02 Jul 2009 04:35:00 +0000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七一上街》）

給梅窩居民的呼籲：別被民粹與恐懼打敗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18 Jun 2009 11:26:00 +0000

前幾天在梅窩的一個居民大會上，有居民打斷正生書院校監林希聖的發言，大喊「你最叻用傳媒！」，似乎吃了不少傳媒的冤屈。於是我仔細地將在YouTube上有關正生書院風波的片段看了一遍，包括居民大會上居民的發言、新聞報道，以及在互聯網上可找到的其他有關資料，想了解他們的真正想法。

結果，這是我看到最深刻的幾句話：

居民大會上，一位男士發言：「我們不想將這麼好的怡情小鎮變成販毒、吸毒小鎮！」掌聲雷動。

另一位男士說：「（正生書院）來大嶼山我們不介意……但去鳳凰山山頂建吧！」掌聲雷動。

還有一位女士，對着電視台的記者解釋：「我想大家都不想有一間特殊用途的學校這麼近居民吧……」

還有最難忘的一幕：一班才幾歲大的孩子們，小手拿着示威牌，圍着正生書院的校長和校監，居民高呼支持，也自然吸引了各大傳媒眼光。

因此，即使看過溫文漂亮的梅窩學校阮校長，一再帶領居民高呼「我們支持年輕人改過」、「支持正生書院繼續辦學」、「支持政府承擔戒毒教育」後，我仍無法不感到疑惑：這種「我們支持，但……」的說法背後，是一種怎樣的邏輯和情緒。

本地需要與正生非二選一

這也許是禮貌，因為怕傷害你，所以先來一句「我們支持」。這也許是策略，先表示理解接納，然後再痛快駁斥，力度更大，是我輩寫文章常用的手法。我不懷疑阮校長的好心，更不會認為那些居民都是涼薄心腸壞；相反，我理解他們被政府忽略多時之後的不忿，以及在面對不清楚事物時的恐懼。

同樣都是弱勢，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放到正生書院的對立面上，本地需要和正生書院也絕不應該是非此則彼的取捨；但當民粹主義和恐懼主導了運動，便將所有人都推到了輸家的位置。

民粹主義+恐懼人人變輸家

以史為鑑，十年前麗晶花園的「反對興建愛滋病治療設施」的運動，到後來演變成充滿仇恨甚至暴力，居民不但被外界視為暴民，而居民內部也嚴重分化；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許多曾大力反對該設施的人，卻樂於經常使用該健康中心。

如果那句「我們支持」不是禮貌和策略，而是發自真心的話，那麼既為自己、也為了整個社會，懇請梅窩的居民們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平心靜氣找出雙贏的方案。

（刊於 6月18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懇請勿偽善理解締雙贏》）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noreply@blogger.com (林輝 fred) — Thu, 04 Jun 2009 03:40:00 +0000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