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2009-07-02T12:35:00.001+08:00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七一上街》）

給梅窩居民的呼籲：別被民粹與恐懼打敗

2009-06-18T19:26:00.000+08:00

前幾天在梅窩的一個居民大會上，有居民打斷正生書院校監林希聖的發言，大喊「你最叻用傳媒！」，似乎吃了不少傳媒的冤屈。於是我仔細地將在YouTube上有關正生書院風波的片段看了一遍，包括居民大會上居民的發言、新聞報道，以及在互聯網上可找到的其他有關資料，想了解他們的真正想法。

結果，這是我看到最深刻的幾句話：

居民大會上，一位男士發言：「我們不想將這麼好的怡情小鎮變成販毒、吸毒小鎮！」掌聲雷動。

另一位男士說：「（正生書院）來大嶼山我們不介意……但去鳳凰山山頂建吧！」掌聲雷動。

還有一位女士，對着電視台的記者解釋：「我想大家都不想有一間特殊用途的學校這麼近居民吧……」

還有最難忘的一幕：一班才幾歲大的孩子們，小手拿着示威牌，圍着正生書院的校長和校監，居民高呼支持，也自然吸引了各大傳媒眼光。

因此，即使看過溫文漂亮的梅窩學校阮校長，一再帶領居民高呼「我們支持年輕人改過」、「支持正生書院繼續辦學」、「支持政府承擔戒毒教育」後，我仍無法不感到疑惑：這種「我們支持，但……」的說法背後，是一種怎樣的邏輯和情緒。

本地需要與正生非二選一

這也許是禮貌，因為怕傷害你，所以先來一句「我們支持」。這也許是策略，先表示理解接納，然後再痛快駁斥，力度更大，是我輩寫文章常用的手法。我不懷疑阮校長的好心，更不會認為那些居民都是涼薄心腸壞；相反，我理解他們被政府忽略多時之後的不忿，以及在面對不清楚事物時的恐懼。

同樣都是弱勢，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放到正生書院的對立面上，本地需要和正生書院也絕不應該是非此則彼的取捨；但當民粹主義和恐懼主導了運動，便將所有人都推到了輸家的位置。

民粹主義+恐懼人人變輸家

以史為鑑，十年前麗晶花園的「反對興建愛滋病治療設施」的運動，到後來演變成充滿仇恨甚至暴力，居民不但被外界視為暴民，而居民內部也嚴重分化；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許多曾大力反對該設施的人，卻樂於經常使用該健康中心。

如果那句「我們支持」不是禮貌和策略，而是發自真心的話，那麼既為自己、也為了整個社會，懇請梅窩的居民們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平心靜氣找出雙贏的方案。

（刊於 6月18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懇請勿偽善理解締雙贏》）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2009-06-04T11:40:00.000+08:00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

六四歌曲，想忘但忘不了的聲音

2009-06-02T21:51:00.008+08:00

妖魔鬼怪人間道

2009-05-21T12:05:00.002+08:00

90年有一套叫《倩女幽魂II人間道》的電影，由徐克監製、程小東導演、黃霑負責音樂和電影歌詞。電影雖然是以人鬼之間的對峙作為主軸，但骨子裏卻明明白白是一部談六四的電影。

故事說的是一個老忠臣被冤枉，由一個正直但忠於朝廷的高手押解上京，而老忠臣的年輕女兒則打算在途中劫囚車。張國榮演的書生寧采臣和張學友演的道士知秋一葉誤打誤撞認識了這群亂黨，並和他們聯手對付妖精及劫囚。後來他們發現幕後黑手原來是隻千年蜈蚣精，並將朝廷重臣納為傀儡；正直高手知悉後遂倒戈相向，聯手對付蜈蚣精。

如果將電影看成描述六四的文本，輕易便能將各中央領導人、學運學生和香港人等角色對號入座。結局是代表香港人的道士元神出竅後，最終無法返回肉身。而道士這角色最有意思，他本來是個出家人，只理鬼怪之事而不理國家大事。但後來他不但捲進了這場爭鬥之中，還全力協助老忠臣們消滅蜈蚣精，可是事情過後他卻失去了身軀，再不是過去的自己了。

《人間道》是六四後的創作，也是導演借電影談六四、談香港人。當然事後看來，片中一些看法未必符合歷史，但卻反映出當時身在香港的製片者如何看待六四。張學友在片中的道士一角，就正反映了香港人八九之後「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自覺，在多次的猶豫、選擇和改變之後，結果卻是徹底的迷失。

如果回溯香港的歷史，六四的激情和迷失引發了往後的移民潮、九七焦慮，還有港人對自由人權廉潔法治的堅持、對民主的追求等；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如何，都無法否認六四事件在確立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大影響，特別是「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間的分野。如果沒有了這段歷史，香港人肯定不會是今天的香港人；如果我們迴避自己的歷史、不去了解自己的身份構成，那恐怕更不可能找出一條屬於香港人的路了。

謹將《人間道》最後的對白，送給今天執掌權力、卻千方百計要忘掉自己以前所信所作的人——「甚麼都忘了，我們還有希望嗎？」

（刊於09年5月21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刊出標題為《『人間道』喻六四港人身份情意結》)

古城是如何被消滅的

2009-05-19T18:33:00.003+08:00

說起古城，許多人都會想起雲南麗江的大研古城。麗江自古以來就是茶馬古道的重要中轉站，千年以來使中國得以和西藏及其以西地區互相交流貿易；而麗江最著名的大研古城，建於八百年之前，聚居的多是納西族人，他們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手工藝，其東巴文字更是世上『唯一還活著的象形文字』。城內的建築不單保存了宋元以來的歷史風格，更具有納西族的特式；青石地板和納西式民房，使這古城在中國旅遊業發展之初便聞名起來。美麗的建築、少數民族的獨有文化及淳樸民風，使來客仿佛可以與此地深厚獨特的歷史互相感通，真實感受到古城的『古』。1986年它既被國務院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997年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短短十年，這個古城雖然歷史不改、建築依舊，可是去年初時卻面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黃牌』警告，世遺資格笈笈可危。要看這十年的轉變，可以先看看數字：遊客數量由97年的150萬激增至2007年的550萬人次；大量外地人來開店賺錢，房租十年內上升了幾十倍；大量納西族的原居民搬離了古城。古城這十年的變遷，也許比它過去幾百年加起來還要多。

要理解當中原因，只需親身走進古城就可以了解個大概。

走進麗江古城，盡見一個又一個的旅行團和滿街的遊客，將古鎮的小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古城中央的四方街上每夜均點起篝火，有穿著整齊納西民族服裝婦女帶領遊客一起跳民族舞（打跳），閃光燈此起彼落。整個古城開滿了售賣民族紀念品的店舖：白族的漂染、摩梭的紡織、納西的飾物，東巴的紙張，全都化身為待沽的商品。晚上的酒吧街燈紅酒綠，播著強勁的跳舞音樂，穿起納西族衣服的妙齡少女在各酒吧前拉生意，扭動腰枝跳著勁舞，渴求艷遇的遊客們大聲喧鬧，猜拳勸酒之聲不絕於耳。古城，只是一個放縱尋歡的地方。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今天的麗江古城，最貼切的也許就是『主題公園化』。每天古城內人頭湧湧，卻幾乎沒有本地人在古城內生活，剩下的大都是在為遊客服務。以往為表達快樂或悲傷而跳的打跳，現在每晚都在四方街為了讓遊客們『感受納西風情』而跳。細心看看城內的店舖，應付當地人日常生活的絕無僅有，因為古城內房價颷升，做旅客生意的店最能賺錢，況且真正要『生活』的當地人也不斷地往新城（即是古城外圍，貌似深圳的城市）搬過去，這些做當地人生意的店也多移到新城那邊了。聽說古城外圍的有的老房子被拆掉，建起了『傳統』的『古城建築』，也許是在仿效迪士尼建其『美國小鎮大街』吧？分別只在於，迪士尼告訴你眼前的全都是假的，麗江卻要你以為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也許今天麗江仍能吸引到絡繹不絕的遊客，可是二十年、三十年後呢？當人們都知道古城不再『古』，這個『納西文化主題公園』恐怕將被棄如敝履，反正遊客們都總會有其他的選擇。沒有人和文化作為軟件，又或者這些軟件都充滿著為遊客而服務的虛假味道，再漂亮的老建築也不過是一間間黑沉沉的木房子，和冷冰冰的青石地而已。今天在這兒賺了個盤滿砵滿的商人，自會另到別處再找商機，遺下的就只有那些世世代代都居於此地，但最終卻要離鄉別井、文化斷絶的原居民。到了那個地步，古城人走茶涼，原本的文化和生活亦再無以為繼，古城最後只會變成一坐空城。

然而麗江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上又豈是唯一？麗江當前的『成功』使許多地方爭相仿效，一方面積極興建酒吧街、購物街，即使是在雪山底下、古刹之前、還是老城之中，以紅燈綠酒來吸引遊客似已是天經地義的不二之途。另一方面，修橋築路建火車軌起飛機場，遊客幾何級數增多之餘卻只看盈利，將自己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待價而沽，大自然和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則以極快速度耗，像冰川急速縮小、森林植被被毁、古建築保養不周、民風純樸不再；古城看來竟然摩登，本來的人間仙境卻變得像海洋公園－－幾乎在內地每個旅遊景區都可以聽到類似的說話。

然而，誰是禍首？談到這個問題，仿佛所有人都逃不了責任。政府沒有好好監管指引、經營者只追求個人利益、管理者失職、原居民貪財──當然，還有旅行者的質素。作為旅行者，往往都不為意自己的存在對當地人的衝擊，當然一個人的影響有限，但成千上萬的旅行者加起來，便足以使當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社會早流行責任旅遊（Responsible Travelling）的理念，提倡的是旅行者的責任，減少搾取當地環境及文化資源，以及以行動幫助當地的原住民。旅行者的自覺，正是為了避免殺雞取卵，因一時的歡愉摧毀祖先留下的環境和文明。

（刊於《META》#8）

不能忘記，不能拋棄——這才是「香港人整體意見」

2009-05-16T11:35:00.002+08:00

Freudian Slip，最貼切的翻譯為「鬼拍後尾枕」，亦即是將潛意識的想法，不小心說溜了嘴。曾蔭權為此作了最傳神的演繹——「我的意見是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而之後一連串的解釋、澄清和道歉，更印證了這既是他的無心之失，也是他的心底之言。

此言一出，不單立法會內眾泛民議員一同離場抗議，民意亦為之震怒。Facebook上大家不約而同地改上痛罵曾蔭權的說話，鋪天蓋地的氣氛有如回到2003年七一前夕。但只一句Freudian Slip，為何竟能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將曾蔭權由小勝豬流感（按﹕現稱甲型H1N1流感）的旗手，變成為六四、七一叫人上街的「終極Laughing哥」？

其實說特首「代表整體香港人」並不全錯，雖然他是800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但特首確有其代表香港人的權威及認受性，至少在許多場合，他的確可以說出「我代表香港人」而不被質疑。港人之所以震怒，並非他以特首身分指自己可以代表香港人，而是他以這個理論上可以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說出大部分香港人難以接受的言論；簡言之：騎劫。正如當日陳一諤假如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他所說的話再過分也只不過是一種意見；但當他以港大學生會會長身分說出與大部分學生意見相左的說話，結果則成為了港大史上首位被人拉下台的學生會會長。

曾蔭權說的比董建華更不堪

而曾特首的意見——或被他稱為「香港人整體意見」——其實並不新鮮。「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姑勿論「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此話邏輯何其空洞，「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的論調其實與董建華的「六四包袱論」一脈相承，但曾蔭權說的卻比董建華更不堪。「六四包袱論」雖然是緊隨國家主流發展論述，以「向前看」代替「追究過去」為屠城開脫，但終歸承認六四對香港人是一件重要的歷史；曾蔭權卻是赤裸裸地指出兩點：一，有錢可使鬼推磨，經濟發展可以抵消人道問題、忘記歷史；二，香港人正在搭國家經濟發展的便車，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所以還是乖乖別談六四吧。簡單而言，就是將六四視作可被放棄的歷史。

歷史的弔詭，在於你愈想將它掩藏，它卻往往愈不能被忘記。20年前的100萬人大遊行、《文匯報》史無前例的「痛心疾首」社論、30萬人參與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還有六四以後滿城哀慟，以至後來的信心危機和移民潮，還有對九七回歸的莫名焦慮，無一不深深刻於香港人心中，每一段都是香港人的歷史。如今轉軚的人多了、混淆視聽的人也紛紛湧現，但功利為先的香港人竟然能為平反六四堅持20年，正是因為六四並不只是北京天安門的歷史。它是流在香港人血脈之中的歷史，香港人的身分構成也離不開六四這一段過去，「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的曾特首怎會不知道？可是他終於還是說了令人痛心的話——如果他真的不是「終極Laughing哥」，那恐怕便是迷失在權力當中，忘掉了香港水的味道吧？

作者是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刊於明報2009年5月16日)

風雨飄搖愛國時

2009-05-08T12:31:00.001+08:00

近來網上流傳著一則政治爛 gag：為甚麼一個內地小朋友背錯乘數表，居然會被拉去坐牢？答案有二：其一是他將『八八六十四』錯背成『八九六十四』；其二則是將『五四中二十』背成『六四終二十』。雖是爛 gag，但著實笑中有淚，特別是在這政治敏感年間，內地維權人士相繼被捕時，更值得身處香港的我們珍惜所擁有的自由。

曾德成局長早前在其『局長隨筆』專欄討論五四時這樣說：『在香港，由於歷史的原因，人的眼界和胸懷都難免受到限制，習慣從香港的視角去看中國，用香港的尺度去量度神州大地事物，這難免偏頗，失去準繩。要避免這樣的失誤，應當提高國民意識，加強對國家的了解。』我想起去年這個時候，西藏騷動、火炬被搶、汶川地震，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被強烈的愛國情緒所濃罩；而那時我正身處西藏，每天看電視讀報紙、甚至在網上，看到聽到的都是同一個調子的話，都是漢族中心的大一統愛國思維。我實在耐不下去，惟有千方百計繞過內地的『金盾』（外國人稱之為 Great Firewall，妙譯也），在香港及外國的網路上尋找異議的資料和觀點。在整個中共統治的領土之中，唯有在香港可以自由地得到各方面的資料，也只有香港可以容得下像陳巧文這樣的初生之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揮動雪山獅子旗，使弱勢一方的觀點都能在香港被聽得見。而一年之後，另一位初生之犢陳一諤也將他的另類觀點說了出來，雖然不中聽而且還被拉了下台，但他還是能夠公開說出來，而沒有遭到恐嚇和拘捕。

香港的青年人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培養出獨特的愛國觀，雖云淡薄，卻相對更理性、包容、自由，而這正正就是香港的價值所在。多點認識國情固然需要，但那把『香港的尺』卻不見得不好──透過它，香港人以不同形式展現『愛國』，誰對誰錯還真說不準。就如魯迅所說：『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尊重獨立人格、重視精神自由，正是『立人』的要旨，也應該是香港一直以來重視及賴以成功的價值。

（刊於09年5月8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刊出標題為《「愛國」誰定香港貴在自由》)

《青年願景》剪報兩則

2009-05-08T12:00:00.000+08:00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happening | By 王雙
五四的今天本土回應 2009-05-04

六個冀盼：青年知識分子宣言今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周年。影響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五四」，雖向來不是香港社會重視的話題，但今年一群青年簽署聯署宣言，提出關注未來社會發展的願景，作為對「五四精神」的遙遠呼應。

是項《青年願景—— 對香港的六個冀盼》，以Roundtable Network 名義發起，呼召青年以個人身分簽署，已聯署者包括沈旭暉、張韻琪、邵家臻、歐陽英傑等，多位在學術界、非政府組織、文化藝術界別的青年公社會成員，目標初定於募集到100 個簽名，將於報章發表。宣言提出六個對香港未來十年的期願：

一、知性的而非形式的：要求公共政策以嚴謹研究為基礎，而非「先有結論」，再以研究手法將結果合理化

二、多元的而非民粹的：公民社會開放、認真、互相尊重，政府兼聽則明

三、流動的而非停滯的：讓青年在勞動市場中更能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四、開放的而非封閉的：開放政治空間，使社會各階層參與管治，「讓『德先生』好好定居，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楷模」

五、國際的而非孤島的：掌握網絡與媒體自由的優勢，主動了解和參與世界

六、我們的而非無根的：了解香港人獨有的文化、歷史、雜而多元的身分，對之珍重，認真研究和整理

起草人林輝表示，此六項乃是回應「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新青年》雜誌在1915 年創刊時主編陳獨秀所撰的發刊詞〈敬告青年〉。陳當時提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項要義；而這份宣言則經過半年時間醞釀、在Roundtable 平台上討論，曾問訪左中右不同身分與立場的同輩人，「希望取得一代人的共識，這宣言並不激進，但期望是最大公因數」。正如「五四」有「科學」與「民主」為核心思想，林輝指，是項宣言亦以「知性」、「國際」與「本土身分」為核心價值。

然而回看歷史，當年雖然國事風雨飄搖，但社會仍尊重知識、重視青年的力量，「但今天的香港，青年人在社會受無形的生活限制，大學畢業便被期望結婚買樓，或者不斷進修高學歷能確保職位。事實上青年人仍然是有力的，有不少人如《字花》、inmedia、Roundtable、反明光社遊行的團體等等，都正做有意義的事。」林輝希望宣言將問題聚焦，作為未來討論香港路向的agenda；而日後亦將再以研討會或工作坊形式，繼續使青年力量煥發與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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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B14 | Emily 女記者日記 2009-05-07

Roundtable 聯署對香港6 冀盼

講起Roundtable 呢個年輕人公民社會組織，相信有人會諗起食物及衛生局長政治助理陳智遠，事關陳智遠以前係Roundtable 嘅總幹事。近日Roundtable 有新搞作，就係整咗個五四聯署，以青年願景提出對香港嘅6 個冀盼，Emily 喺呢度講少少，等而家嘅年輕人喺打機上網之外，都關心吓時事。

呢個聯署聲明第一點就話希望政策都係用嚴謹研究做基礎，第二係要畀新思維和創作力嘅人有發揮空間，第三係保持自由多元嘅言論空間，第四係畀社會唔同立場同階層嘅人都可以參與管治，第五係確立香港喺國際社會嘅獨特價值，第六係正視自己視香港為家嘅廣義香港人身分。

民建聯民主黨區議員參與

聯署嘅人政治立場都好唔同，好似有民建聯區議員陸頌雄、葛珮帆，工聯會區議員鄧家彪，匯賢智庫區議員陳岳鵬，亦有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不過入咗政府嘅陳智遠，可能礙於政府立場關係，就冇參與聯署。

青年願景── 對香港的六個冀盼

2009-05-06T13:50:00.004+08:00

宣言主網站：http://www.roundtable.com.hk/54/

我們是一群來自研究及學術界、文化藝術界、傳媒界、非政府組織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儘管沒有經歷戰火洗禮，卻在成長中見證著香港多個轉捩點。即使身份認同一再變改，對我們而言，香港依然不應是借來的地方，香港人也不應活在借來的時間。香港，依然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近年來，香港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鬱悶──經濟的低潮、政策的折騰、狹隘的視野，以及對社會科學和實踐研究的輕視，使香港的優勢和自主性越見薄弱迷失。但政府和不少主要社會資源的持份者，依然崇尚逾時的精英主義，習慣以由上而下的思維，延續昔日的管治模式；但在追求經濟增長或新機遇的同時，我們整體的生活質素卻未見改善，社會的貧富差距越見巨大，離以人為本的社會越來越遠。這不但使我們感到無力和無奈，更令我們為未來擔憂。經濟和健康的連串危機，把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效益主導的經濟生活中驚醒，告誡我們急需反思過去的生活價值，並為社會、經濟和生活模式確立新方向。

近一世紀前，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雜誌寫下《敬告青年》一文，寄語青年在風雨飄搖之時，承擔起改造社會之責。今天，我們作為生於七、八十年代前後、行政架構及立法議會外的一群，也提出六點對社會的冀盼，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政府、學界和民間，開展對香港未來的討論；也希望社會痛定思痛、勇於變革，為下一代建立一個視野遼闊、共同參與、不再反智的社會。

知性的而非官僚的
任何社會與公共政策，均應以嚴謹的研究作基礎，並以社科的謹慎態度將之納入公共行政體系之中，而非先有結論、後有研究。本地不乏水平出眾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無奈於學院進行與社會應用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企業，或掌握學術資源的機制，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自由、更富應用性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與社會相關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同時為理想、實踐和創意拆牆鬆綁。

流動的而非停滯的
傳統『香港精神』，認為香港人肯捱願搏，自力更生便總有出頭天。但今天的香港階級流動停滯，青年人不是墮進無休止自我增值的扭曲循環，便只能在技術工作短缺的勞工巿場徬惶掙扎，兩極化的勞動巿場抹殺了突破的可能性。香港需要更健康的勞動巿場和流動階梯，社會制度需要新的想像和更彈性的發揮空間，讓有新思維和創作力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理念，自由創造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多元的而非民粹的
自由多元的言論空間，是香港僅餘不多的既有優勢之一。唯有不以仇恨和恐懼推動討論，以知識和理性深化對話基礎，方能讓這優勢得到最大發揮。公民社會需要開放、認真、互相尊重的討論態度，政府兼聽則明、民間互相包容，建構真正多元的、非形式主義的、由下而上的交流諮詢平台，深化知性討論，下一代才能在理性的環境成長。

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香港需要一個開放的政治空間，讓社會不同立場和階層者均可以參與管治。『均衡參與』不應是維護既得利益者、延續由一小撮政治精英把持政治困局的幌子，而是一個整全民主社會的真正願景。在『一國』之下的香港，更有責任讓『德先生』好好定居，落地生根，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楷模。

國際的而非孤島的
香港擁有大中華地區相對最寬鬆的媒體與網絡自由，加上殖民地的歷史因素，理應是一個國際城巿，這也是歷來香港對中國的價值。但近年香港卻越見去國際化，國際視野淪為商業工具及包裝，社會卻缺乏對世界的認識和關懷，少數族群亦不被主流社會主動融和。在高喊「背靠中國、面向世界」口號的同時，我們必需主動確立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價值，維繫本土社會的國際性，更具人文關懷地了解和參與世界，方能真正地拓展視野，擺脫孤島心態，確認自己的長處和路向，從而維持對中國的獨特貢獻。

我們的而非無根的
『我們』指的是廣義的香港人，無論是年長或年輕、生於斯或移居至此，既視香港為家，便需正視本土的歷史脈絡，從個人的根，發展出屬於我們的路向。在全球化席捲中國的同時，了解及確立自己獨特的定位更形重要。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複雜而多元的身份，在中國近代史，也一直具有富批判性的、醞釀新思維的優良傳統。這些傳承，正是香港人的根本，我們務必對之珍重，並認真研究和借鑒。否則十年後的香港，只會淪為一個無根的社會，和一個毫無特色的夕陽城巿。

發起人: The Roundtable Network – The Social Science Network in Hong Kong [圓桌香港社會科學網絡] @成立四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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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與青年，還有什麼關係？ ——緬懷90年前陳獨秀和蔡元培的精神

2009-05-04T23:46:00.000+08:00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年，內地政府將5月4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文：沈旭暉、林輝

（刊於09年5月4日明報）

給後輩 - 20世代的一些觀察和感想

2009-04-30T16:01:00.002+08:00

生於90年代的你們，想來，你們比我們受到更多成人世界來的標籤。「思想幼稚」、「捱不了苦」這些是從來就有的，最近的甚麼「6P案」、「校園濫藥」、「自製爆炸品」使指摘變得更「理所當然」。

雖然近年好像聽少了「生舊叉燒好過生你」，但成人世界給你們的限制、打擊和傷害，也許已令你們自覺比那塊叉燒還不如？

父母無暇溝通　只好高壓管理

不少父母把管教你們的責任，都通通交給了政府、學校；但政府和學校的教育，卻又和你們太脫節了。他們管教的模式，簡單點說就是斬腳趾避沙蟲，以為不讓你們接觸某些「壞東西」，你們就不會「學壞」了。他們的性教育只會叫你不要發生性行為、男女朋友要有界綫、不要看色情資訊等，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怎樣自慰，更不會教導你們避孕套的正確用法，怕你們學懂了便會「想入非非」。政府最近檢討淫審條例，要網絡供應商過濾「不良資訊」；又在財政預算案中投入6,000 萬元來教導你們「如們正確安全使用互聯網」，自然也是來自相同的思維了。

你們的父母，也許工作真的太忙，沒有時間為你們製造弟弟妹妹。你們當中很多也是家中的獨子獨女，沒人和你們吵鬧、沒人和你們嬉戲，而父母們不是營營役役、連對你們嘮嘮叼叼的時間也沒有，就是將你們送往各興趣班、補習社和與你們年齡絕不相稱的訓練班。你們只好自己尋找樂趣吧，怎料到這些樂趣在成人眼中都是「錯」的、要打壓下來的呢？

不過，我們也懇請你們體諒父母，在這吃人的社會，若非雙親都外出工作，如何養家、怎樣供樓？若要多生個孩子，那駭人的$400萬誰來付？而且父母們有很多顧慮，因為在公司中，他們不能比其他職員早放工，別人加班自己不加，是等老闆炒魷。當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這些議題，商界一面倒地反對，你們就知道對那些老闆來說，員工的家庭生活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你們的幸福、父母，在經濟效益之前，只能靠邊站。

你們的父母們，可能在你們的年紀便已經要出外打工養家。他們所經歷過的父母「教導」便是「棒下出孝兒」，偏偏現在打仔隨時變成「虐兒」，令他們的唯一法寶也失去了。他們也不懂你們現在那些Facebook、MSN、討論區的新玩意，不知道如何學習你們的語言——你們說要「拜祭laughing哥」，他們隨時以為你們真要去墳場去為他上香。他們很想疼愛你們、很想跟上你們的步伐，但卻真的沒有時間，被社會擠壓得去學習、嘗試和你們溝通的時間也沒有。他們的理想早在結婚、買樓、生孩子和養家之後已被磨滅殆盡，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在他們眼中自然也是不切實際、甚至危險，於是只好歇斯底里地管理你。

說實在，政府並不真心在乎你們幾歲做愛、和多少人做愛、或是會否吸着大麻做愛；他們要的只是everything under control，而這種秩序卻正扼殺着我們的生活。

用好奇與想像力　改變世界

各位年輕朋友們，這是個變態的社會，比甚麼「5P」、「6P」更變態；就是這個社會，把你們的父母從生活中擄去，把你們的理想消滅淨盡！你們沒需要像超巿廣告中那個小女孩般「慳得一蚊得一蚊」去儲錢購買父母的時間，在父母沒空理會你們的時候，何不天馬行空地想想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想想改變這個社會的可能性？

別小看你自己，毛主席（你可能覺得他很out，但他有時很有point）這樣說過：你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終歸是你的。那麼，面對這個將交託到你手中的世界，你打算將它變成怎樣？願你知道，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是打破桎梏的最有力武器，因為時間站在你這邊。你思考，社會便會因你而改變！

羅建熙、林輝

（短版於4月30日經濟日報刊登，刊出題為《20世代莫慌　世界終歸是你的》）

《國際政治夢工場II－下卷》序

2009-04-30T15:17:00.002+08:00

《國際政治夢工場──從電影看國際政治II（下卷）》

作者：沈旭暉
出版社：上書局出版社

《序》 - 林輝

據 Simon 在序中所言，《畫皮書》和《幻影樓》﹐是他繼《國際政治夢工場》之後，關於電影的『個人筆記』。但我覺得，與期說這些是關於電影的筆記，倒不如說是 Simon 借電影『過橋』、帶領讀者放眼國際大世界的手段。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常被批評為國際視野貧乏，然而所謂『國際視野』，其實本身也是一個不好掌握的概念。甚麼是國際？怎樣的視野？這大概已叫許多企圖擺脫『缺乏國際視野』罪名的莘莘學子頭疼不已。世界之大，二百多個國家，上下幾千年歷史，國際關係錯綜複雜，要認識得既廣且深，談何容易；雖然各種資料唾手可得，資訊爆炸卻令人不知從何入手，要抽絲剝繭地去認識大世界，如果缺乏興趣和求知慾──正如做其他學問一樣──將會是件令人痛苦不已的事。可有速成的捷徑？大概沒有，但如果能從學習中尋到樂趣，那這條路就易走得多了。Simon 作為引路人，以電影作為通向認識國際世界的橋樑，電影不再只是電影，而是如蜘蛛網般將許多看似不相關的知識連繫起來，向讀者呈現出當中紛陳的微妙關係。國際評論也不再是獨沽一味硬橋硬馬，從光影之中看世界，又是另一種味道。

然而單靠自己一支筆去改變社會始終難成氣候，大概Simon 也知道引路人不易為，所以和我們一班朋友在 04 成立了 Roundtable，經過這幾年的艱苦經營，由本來的一個蚊型智庫組織，變成今天稍具規模的社會企業和智庫的混合體。透過研究、寫作、出版、知性旅遊、媒體協作、以及舉辦各類活動，我們都希望以新的思維，擺脫本地政治粗疏的二元分野，為本地社會科學和國際研究在香港開拓更廣濶的空間。誠然，在今天的香港，無論是社會企業還是智庫的路都是崎嶇艱難的，但我們都相信，若 Roundtable 這個實驗的成功，得益的將會是整個社會。

也許這些說起來都太沉重了，還是請各位安坐幻影樓，細看畫皮書，讓 Simon 帶你走進他的光影大世界吧！

給……長輩們 ——20世代的反思

2009-04-11T16:13:00.000+08:00

給：我們的長輩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這裏生活了20多年——跟任何年代的香港人一樣，我們避不開社會的氛圍、你們的教導。我之所以為「我」，與你們實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不知是中國人的習俗還是其他原因，「一代不如一代」總是比「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具感染力。只要到街上做個訪問，看看市民對「年輕一輩」的感覺，相信「一代不如一代」會以極大比數勝出——即便是我們自己，看着較年輕的青年朋友，偶爾也會不自覺慨嘆「一代不如一代」，並以此作為解釋所有青年問題發生的理由。

從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以來，「自由經濟」和「自食其力」成了香港精神的兩大核心。我們這一代，自小便學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道理，我們也不停被灌輸「賺大錢便是成功人士」的想法，讀不好書賺不到錢那是失敗者。長大一點，當我們開始和你們談「興趣」、談「理想」時，得到的回應總是「理想唔可以當飯食」；但到現在，卻老是聽到你們說年輕人沒理想、沒大志。

盼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空間

你們又說我們沒有捱過苦，抗逆能力和你們相比相差太遠；更年長一點的長輩也不時將抗日、國共內戰時的苦况掛在嘴邊，「再苦也捱過」。實在，我們沒有這些經歷。又再想想，我們到底是怎樣成長的呢？你們對我們簡直是呵護備至，你們常說「我哋捱過，唔想你哋都要捱」，因此便用盡一切辦法，幫助我們避開所有可能出現的困難挫折，讓我們享盡你們能力範圍內的最大奢華！你們甚至擔心我們不能妥善做好工作，不放心交棒給我們，導致你們到今天仍然不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到現在，你們又說我們「抗逆能力差」，說來也是百辭莫辯。

當政府為大學生們定了4000元的最低工資，學生們抗議，你們叫我們不應計較，應多爭取機會和經驗，看誰誰誰為爭取機會寧願不收錢，這才值得好好效法。你們又說其實4000元不算少了，我們語文能力差、沒國際視野、不懂國情、高分低能，嫌少的話去找份4萬元的工作試試。可是，你們從來不都是以工資高低來衡量我們的價值嗎？大學每年都拿畢業生的人工炫耀一番，搶着開辦吃香的賺錢的學科，像歷史、文學、社會科學這些不會賺大錢的學系，卻不是被殺系便是無奈苟延殘喘。過去十多年，做地產的、IT 的、投資顧問的，不都曾是你們眼中「搵到錢」的叻仔叻女麼？但誰會讚揚有理想但錢賺得少的文字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市况不好了，我們只希望有合理工資，卻都成了不肯吃苦、沒有遠見、唯利是圖，卻又有誰會想想那些借了十多萬元讀個副學士、畢業後每個月要還錢要養家要看親戚朋友臉色的年輕人的感受？

叫許多大學生、副學士學生和其他在教育階梯上努力的青年人最感到委屈的，不是工資銀碼多少，而是那種對青年人的輕視和不信任。你們用「為你好」心態說出「一代不如一代」，簡單地變成一竹篙打一船人，簡單得讓人忘掉問題從何而來，簡單得令人以為只要青年人「改過」，所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就像那4000元實習計劃，我們不會懷疑那「為你好」的良好動機，但在此之先，又有否細心聆聽青年人的真正需要？我們從沒打算將我們的不足諉過於人，也願意一起努力面對經濟不景的困難日子，只希望——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和空間，如此，足矣。

羅建熙、林輝

(刊於09年4月11日明報）

家庭價值與政策之辯

2009-03-23T10:11:00.002+08:00

我願意相信，今天在香港許多支持加強淫審，反對家庭暴力條例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宗教人士、家長和老師，其實都是因為擔憂家庭價值的崩壞，而這種擔憂是真實的。像有家長告訴我，面對如今的傳媒文化和無垠的網絡世界，實在不知如何教好自己的子女，這相信也是許多家長的心聲。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相信的、關注的事發聲，對許多人而言並不容易，大概也應該對之予以欣賞。問題是，假使大家都認為社會禮崩樂壞、道德淪亡，因而要做點事，那下一步又應如何？回顧過去這兩個月社會上的宗教道德對峙，這股有組織、有動員力的保守運動，怎樣做才對香港最好？

家庭模式非家庭價值

正如安徒早前在明報的文章《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指出，這陣子被道德保守派所捍衛的家庭價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模式，只是狹義的舶來品，既非自有永恆，亦非不可質疑。一夫一妻制在香港立法才不足40年，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擴展家庭模式，難道其他的家庭模式都沒有價值？因此，準確一點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頂多是「主流家庭模式」或「法定家庭模式」，既不是亦不能壟斷「家庭價值」。

如果我們要捍衛「家庭價值」，那我們必須弄清楚「家庭價值」是何物。家庭作為一種建制(institu-tion)，有着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其相應的家庭模式，當中未必涉及道德。更甚者，道德往往是建制用以自我合理化而出現的產物。在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之中，影響家庭模式的包括經濟模式、科技發展、政府政策等因素，改變其實無可避免；而家庭在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巨浪之下，其核心價值在於關心、互助、分享以及愛。家庭模式是為實現家庭價值而服務，兩者之間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不代表就懂得關心懂得愛，否則也就不必要有家暴條例了。

重新審視家庭價值

在多元且急促變遷的社會之中，謹守教條的確讓人感覺安全。然而宗教規條面對社會變遷亦須自我修正，否則便會淪為與世界脫節的原教旨主義，正如婚前性行為的意義，在普遍16歲便結婚的年代跟普遍32歲才結婚的年代便截然不同，誰又能斷言2000年前定下的教條最適合這個時代？又如離婚、同居、避孕、墮胎等與家庭有關的議題，即使是教會內部不同流派之中，亦有不同的取態，而這些取態和立場在過去100年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顯示出即使是令人感覺保守的教會，亦會隨着時代不斷思考及變化，並關心如何將教條和生活有機地結合，讓信徒和非信徒都看到愛與善，而不是恐懼和憎恨，更不應以殉道者的心態去面對反對聲音。

在整個討論中，各方對「家庭」都各自作出詮釋，並由模糊不清的概念輕易引伸到政策範疇，當各種對家庭的擔憂都指向了一些具體(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政策問題上，出現情緒性的對峙便毫不奇怪了。要重回理性討論，務必先弄清楚自己在捍衛什麼，重新審視「家庭價值」的意義；而在關心「家庭」的同時，別忘記更重要的「愛」──耶穌會關心被主流家庭排斥的妓女和麻瘋病人，他的愛不會被狹義的家庭模式所規範，也絕不會被規範於家庭之內，如此，才是大愛。

（刊於2009年3月23日香港商報）

政治敏感，但良心呢？

2009-03-22T14:41:00.000+08:00

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 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當然，有時被官方證實的新聞，可信度比流傳的更令人成疑，就以在兩會前夕、藏曆新年當日發生在北京市三人自焚的事件為例，官方說法可謂離奇過小說：據稱三人原來是新彊烏茲別克人，因為自己的房子被拆卻沒有賠償，自2002年便開始不斷上訪，當地政府聲稱早已安排好一套他們滿意的經濟適用房，但由於他們的『三個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第一，要求市政府報銷他所有費用；第二，要求市政府在媒體上向他公開道歉；第三，要求市政府給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工作）──於是他們便去了北京自焚！

如此荒誕故事，自然是中央操弄媒體的結果，務求將最敏感的東西在這段時間消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造和諧社會。所以近期一個接一個維權律師、民運人士的失踪、被囚，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像譴責「六四」暴行前解放軍張世軍、維權律師高智晟、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均在過去數月間被帶走、被囚或下落不明。然而他們幾人較具名氣，也較獲注意，更多名氣不及的異議者也正受到同樣待遇，尤其是在西藏、新彊等地的異議者，被囚被捉者不在小數，極需要我們關注。

除了控制傳統媒體，中央更不會放過網絡空間。中央政府對網絡是一手抓一手打，像溫家寶在兩會前夕便來了一次『網上聊天』，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秀；但在另一方面，自年初起官方以『反低俗』之名整頓網絡言論空間，關閉了許多如牛博網等言論空間，加上之前的上網實名制等措施，進一步對網絡進行監管。『草泥馬』的出現，也就是民間對之的反撲，以幽默來抗擊權威，風行一時便是民心所向的明證。

政府的監控和規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民間自己先行潰敗墮落。大學學界向來是社會良心的橋頭堡，雖然近年屢讓人失望，但在大是大非上總算堅守得住。然而城大評議會阻撓編委印制及派發《六四特刊》，指可能煽動在場參與人士、引起混亂、影響城大聲譽云云，更指『在六四燭光集會派發特刊等於支持平反六四』，可謂令人無言以對。同時，港大學生會亦傳言要舉行『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潛台詞是否想要將『平反六四』變成一個要討論的問題？那麼下一次的全民公投，又是否討論將國殤之柱趕出港大、將太古橋上的字刷掉？

今年除了是『6521』，還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也提倡愛國、自救，當年牽頭的是青年人，他們眼中的是人民的生活、國家的未來，而為此，他們勇於對抗強權、譴責賣國的無能官員。那時候他們抗議專制，要將民主植根在中國，他們會為此走上街頭；70年後天安門的學生也為著一個廉潔、民主、自由的國家而走上街頭，拋頭顱洒熱血；然而今天香港這些同學啊－－你看看你的前輩們，問問自己，你羞也不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685

牛年，上！

2009-01-25T14:27:00.001+08:00

一「字」錯滿盤皆落索？──《家庭(居)暴力條例》的一場鬧劇

2009-01-19T12:07:00.000+08:00

《家庭暴力條例》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在親密關係中受暴力對待的成員，以民事補救的方式，向法院申請強制令，保障其人身安全，「親密關係」是條例的核心。受虐者或許會因為種種理由而不將刑事條例用於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家庭暴力條例》的功能，則在於從民事途徑讓受虐者受到更大的保護，免令親密關係中的成員受到傷害。

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案，其實是經過去屆立法會及政府一年多時間討論得出的共識，除了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受保護範圍，條例亦包括離婚、分居、同居、領養等關係。「家庭」在條例中包含的意義，早已遠超狹義的婚姻關係(離婚後還算是家庭嗎？)；保守派認為，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會令社會誤會同性同居者亦屬家庭關係的一種，衝擊家庭價值」，令人疑惑：為甚麼相關指控不指向離婚夫婦和異性同居者？如果黃成智和保守派沒有大張旗鼓地反對，又有甚麼人會因為這條條例的修訂而「誤會」呢？

錯誤的戰場

保守派阻止以「家庭」之名，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另一理由，是「可能會引起日後同性戀者的司法覆核」，以至可能會「為同性婚姻大開綠燈」。但這一連串既沒有先例、亦沒法理依據的「可能」，為何竟可作為阻撓同志及其他一併受條例修訂保護的人士免於暴力的理據？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衞家庭價值，倒不如說，這是保守派有策略地與同志運動角力的動員。回看過去幾年，同志和保守兩派在不少議題上多番角力：性傾向歧視立法、肛交合法年齡、淫審條例等，算是明刀明槍的交鋒；但今次所用的策略，則有如○五年阻止同志在「七‧一」遊行前帶頭──「七‧一」遊行是否成功對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showmuscle，讓社會不要「誤會」人人都支持同志。

戰術也許無所謂對錯，然而，這又是一個合適的戰場嗎？若細心閱讀雙方立場，可發現支持和反對修訂者的立場，分歧其實遠比想像中小：既沒有人否認社會上有同性同居者面對暴力對待的客觀事實，也沒有人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法例的保護之內。然而一個「庭」字，最後竟被上綱上綫成為了「家庭價值」、「婚姻關係」的代表、彷彿成了寸步不可讓的矛盾所在，卻以受虐者的人身安全為磨心，這難道不荒謬嗎？

負擔不起的責任

「家庭」也好、「家居」也好、「家庭及同居」也好，無論最後條例用的是甚麼名稱，請議員們都三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條例的修訂重點在「保護受虐者免於暴力」，而非在於「家庭」價值的意識形態爭拗；如果捨本逐末而令法例無法盡早通過，未來一旦發生類似天水圍的慘劇(倒楣的事總會在最巧合的時間出現──還記得政府在泰國包機事件的教訓嗎？)，始作俑的議員和黨派，你又是否有勇氣，去承擔那你其實承擔不起的政治和道德責任？

還記得安息日掐麥穗的聖經故事嗎？耶穌在某個安息日經過一塊麥田，他的門徒掐了一些麥穗來吃而招法利賽人批評：「為甚麼你們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穌這樣回答：「你們若明白『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話的意思，就不會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莫要執着於字面上的律法和規條，而忘記了宗教的仁愛與憐憫。願與各位共勉之。

（刊於 1月19日星島日報）

鏹水彈，擲向誰？

2009-01-17T21:49:00.001+08:00

兩枚從天而降的鏹水彈，落在人來人往的西洋菜南街，傷了46名無辜途人，連特首也要來旺角巡視10分鐘。事發之後，大眾紛紛猜測原因，該區區議員許德亮就認為這「或多或少與噪音問題有關」，指「街上影音店長期大聲播放電影音樂、團體機構大聲宣傳，加上數以萬計人流喧嘩、巨型電視屏幕的光污染，令居民不勝煩擾」，而改善的方法，包括了限制行人專用區使用時間、限制使用擴音器等，簡而言之──加強管制。如果翻查油尖旺區議會的記錄，更能發現沒多久之前，還有區議員認為行人專用區違背了「讓行人可以輕鬆漫步，減少空氣讁染」的「原意」，建議乾脆把行人專用區取消，讓車來車往的景象重新進駐西洋菜街；近日區議會更通過了在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裝置4支監視鏡頭，名副其實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也許這正符合了我城最常用的管理邏輯：透過加強管制，將一些似是無秩序、「未申請」的東西清理，而噪音、衛生、安全，這些問題由官民間的衝突變成「人民內部矛盾」，使問題更為難纏。政治無比正確的理由竟成了許多民間活動、民間創意的催命符。

街道管理與小區主義

且讓我們反思何謂街道。從議員的話可見一斑，街道的意義幾乎等同「快」和「移動」，而一切在街道中逗留，又或是妨礙移動的一切，皆應該被管理，或掃除。我想起Jane Jacobs 在《美國大城市生與死》中將充滿人味的多元街道景象稱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漂亮的名字寓意街道不單是為了移動，更是人民的公共生活場所。回想香港，從前街道可以有各類小販，以廉價售賣著多元化的食物和貨物，養活自己也帶動經濟；示威遊行集會，讓市民在鬧市中聽到不同訴求；又或者各種街頭表演，將藝術帶到平日不進劇院的人的跟前；還有性工作者們，也在街上make a living。即使你不喜歡他／她們，也不能否定這些活動，豐富了街道的意義，成為了我城的一道風景。

諷刺的是，最積極地消滅這種多元的使用空間方法者，不是政府，反而往往是由區議員們為首助長的「小區主義」。那一萬幾千選民是區議員的衣食父母，噪音衛生都變成天大的事──當然不是說居民的生活環境不重要，但也不應成為摧毁其他同樣重要的事的唯一理由。而且除了管制和消滅，是否還有更多可以做的事？就如領男在12月15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油尖旺街頭升斗悲歌〉所述的故事，區議員似乎沒有把調解社區間的紛爭當為己任，反而將問題變成「你死我活」的衝突、以對「違規」食肆趕盡殺絕作為政績。如果區議員不能發揮其有別於政府的功能，促進市民間的互相理解、互相忍讓的話，這不是辜負了向你投下信任一票的選民麼？

退一萬步，假如那兩枚鏹水彈真的因為居民受不了噪音而被擲下，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亦該是噪音從何而來，而非將罪名都放到行人身上。難道無休止的汽車聲和廢氣就比行人易於容忍？無日無之亮覑的巨大熒光幕和廣播，不是比偶爾為之的街頭論壇和表演者更滋擾嗎？人流之所以高度集中，是否正正因為我城的公共空間奇缺？要減低噪音、疏導人流，是否應該反過來想想如何在滿街電器店和汽車的鬧市之中，多騰出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予行人？這些問題，不單政府要思考，也該是有心有理想的地區工作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刊於 2009年1月17日明報)

Gone full cycle

2009-01-07T20:31:00.001+08:00

SCMP 6/1/08

Long-distance biking may be arduous, but for riders the joys outweigh the pain, writes Katie Lau

Fred Lam Fai is miles away as he clicks through photos of his 3,000km cycling trip on his laptop. An avid photographer, the 29-year-old has captured the clear blue skies of Tibet, the mountain meadows of Yunnan and the serenity of Chiang Mai's ancient temples.

Lam often returns to those images from the trek last summer that he says is "the greatest thing I've ever done". This afternoon, however, the chief campaigner of charity Roundtable Community is sifting through his photos for a talk he's giving about the joys of long-distance biking - one of several travel lectures organised by the group.

"These rides reveal scenery at whatever pace that feels comfortable and you can stop whenever you want and take pictures. I can see how a lake shin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s I go along," Lam says.

"Many Hongkongers are often too busy to savour a place. When you cycle, you can access places seldom visited by other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a place."

More hardy types are beginning to share Lam's view, according to the 1,000-member Hong Kong Cycling Tour Association (hkcta.org.hk) and the 300-member Cycling Club. Both groups were formed in the 80s to spread the joys of pedal power, help beginners prepare for long-haul trips and organise runs across Asia and the mainland.

"Back then bicycle touring was the most practical way of exploring the mainland because public transport was still rather underdeveloped," says Yan Kinn-wai, a long-time member of the Cycling Club and a tourer.

However, the bicycle-hostile rail network in Hong Kong has put a damper on club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ays the 48-year-old building consultant.

"Our club isn't as active as before because we got tired of the many unpleasant experiences trying to bring our bicycles on trains," Yan says.

"Bicycle trips are mostly undertaken by veteran club members who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don't mind the hassle of carting their bicycles across the border."

Nevertheless, improved roads on the mainland have made bicycle touring there more popular with Hongkongers in recent years, Yan says.

Although Lam had backpacked across India and Nepal, he was a touring neophyte when a conversation with a Lhasa-based Hongkonger inspired him to set off on his cycling trip from Tibet to Thailand.

He soon found himself faltering on the steep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It felt like climbing up the stairs for eight straight hours," he says.

Thankfully he had few problems adjusting to the high altitude.

"I felt OK - I just felt a bit exhausted and had to push the bike for a while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Lam learned it's a challenge to eat well and stay healthy on the road. The physical demands, often spartan accommodation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make long-distance cyclists vulnerable to ailments such as diarrhoea and flu.

But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along the way makes such hardships worthwhile, Lam says, pointing to a mountain vista on his laptop.

"You forget how difficult it was getting there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o beautiful."

Like Lam, social work student Chan Ka-chun was a touring novice when he joined four mainlanders he had met online on a 2,300km ride from Chengdu to Lhasa in the summer of 2007.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not? I am only young once," says Chan, 22, who will be sharing his touring adventures alongside Lam.

He was eager to enjoy the exhilaration and freedom that mainland and foreign cyclists described but found realities on the road tested his mettle to the fullest. A severe bout of flu almost caused him to give up the trip two-thirds along the way to Lhasa.

"I had to get a car to [the nearest town] and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I was in terrible shape, but didn't want to be a quitter," he says.

Chan recovered, caught up with his friends and they made the last leg to Lhasa together.

The ordeal didn't put him off long-distance bike trips: last August he saddled up for a solo run from Beijing to Xilinhot in Inner Mongolia.

Road conditions can be terrible and signs misleading, but cycling on the mainland "isn't as dangerous as it's made out to be" although it's important to stay alert, Chan says.

Such experiences can be life lessons in resilience, Lam says. "I used to get excited easily about different projects, but seldom stuck it out to the end," he says.

"You can build up physical stamina, but you have to be strong-willed to carry on against the odds on the road."

Veteran tourer Fong Pak-mau agrees. "Your willpower makes or breaks your trip," says the 43-year-old garage owner, who completed a 14-month odyssey through 17 countries just over a decade ago. "There are many unpleasant situations and you must hold yourself together emotionally. For example, you might be lonely, surrounded by filth and want to go home."

Although many cyclists like to tour in a group, Fong prefers travelling solo, recalling how he completed a globetrotting tour on his own after two friends dropped o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cycling rhythm," he says. "It limits possibilities when you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who's trailing behind. Many conflicts occur when it happens."

Fong shared such insights with Leung Chi-fai, 19, and Chan Man-him, 18, just before they set off on a 14,000km ride across the mainland a year ago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living.

But while the marathon ride could be a strain, the pair say it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friendship.

"We'd fight from time to time, but compromises were made and we were determined to go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from start to finish," says Leung, an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

Encounters with locals often create the most enduring memories.

"I was stranded in Xinjiang and running out of water in insanely hot weather. It was 50 degrees," Leung says. "Then this driver came by and gave us water. He saved our lives."

Lam recalls how a man carried his bicycle across a river in Tibet. "I thought he wanted money, but I was wrong," he says. "I gave him chocolate sticks instead, but he only took one and shared it with me."

Getting a marathon bike ride started may be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journey, Leung says. "Many people can do what they set their mind to, but they often beat themselves up in the process. It's important to dare to dream."

Roundtable Travel Series, Jan 20, 7.30pm-9.30pm, Room 1102, Freeman Bookshop, Mong Kok City Centre, 74-84 Sai Yeung Choi St, Mong Kok, HK$20. Inquiries: 9810 9330

『唔 X 唔鬆化』式政治災難

2008-12-15T09:55:00.001+08:00

　　『X』可以是掟一條蕉、發生一宗異國車禍、或是被兩份頭條五篇社評『圍插』──雖然主事官員大概會寧願『X』只是一個普通粗口字。繼梁展文和生果金事件之後，衝擊曾蔭權政府管治權威的是另一宗完全可以避免的政治災難。泰國發生政治動盪，機場被佔領，旅客滯留泰國，中央政府立刻派出了多架包機將滯泰遊客接回，就連澳門也派了包機接回一百七十多名的遊客，比較之下，香港政府卻似乎對滯泰的千多名港視若無睹，多次重申只靠國泰的班機便可解決問題，結果當然被傳媒群起攻之；連兩份素來親建制報紙的社評也指港府應該派出包機，可知問題嚴重。終於一宗車禍發生，兩名港人一死一傷，政府才急急表示安排包機，可是已經恨錯難返，翌日報章沒有一份讚揚政府『轉軚』關心滯泰港人，反之『遲鈍』、『窩囊』、『麻木不仁』批評不絕。更戲劇性的是被嘲『見死才救』的同時，泰國局勢卻立見明朗，機場重開，政府臨急安排的包機卻只得小貓三四隻，浪費公帑事小，政治災難事大。問責之火由魏永捷、張琼瑤、盧奕基、李少光、林瑞麟燒到唐英年、曾蔭權，火燒連環船勢必牽連政府的威信，以及整個問責制度的可靠性。

　　其實政府是否非派包機不可？也不一定。英國政府就堅持以向航空公司施壓加派航班來解決問題，一句『安排包機只是博取一個好頭條的便宜姿態』可謂豪氣沖天。至於車禍的發生，要特區政府為意外負上全責雖然並不公平，但政府恐怕也只好打落門牙和血吞。誰叫香港政府對於滯泰港人一直安排欠妥，載道怨聲早經傳媒傳回香港；加上中央和澳門政府均以派出包機作為關懷市民的做法，香港政府將自己迫進被動回應的尷尬位置，只懂被人踢一腳便動一下，先機盡失，被千夫所指實在活該。回想當日政府面對生果金問題時的手法，其實如出一轍地愚不可及：本將生果金提高至1000元理應得到掌聲，然而先提出審查機制、吃了毓民一蕉及被社會炮轟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讓步，予人活脫脫『唔 X 唔鬆化』的感覺，結果卻是推出德政換來臭罵，最大得益的卻是狠狠地『X』了政府一下的黃毓民。

　　災難是否不可避免？卻又不盡然，就在不久之前當議員們都在討論是否要將銀行存款保障由十萬元提升至二十萬、五十萬甚至一百萬時，政府卻主動提出無限包底，其果斷決定換來了掌聲；當施政報告出爐前大眾還在猜測政府會否推出最低工資政策時，政府不但在施政報告中肯定推行，而且還是跨行業的最低工資，超出民間期望，即使『反對派』也額手稱慶，這證明政府只要正確掌握形勢，其實有能力有效管理社會期望。然而，只要偶一不慎，一旦走錯了一步，即落入萬劫不復的『唔 X 唔鬆化』式施政災難。這也許可歸咎於主事官員缺乏政治敏感度，或歸咎於問責制的不完善；然而想深一層，如果這個政府有清晰明確的執政理念，政策出台前有的足夠的溝通和談判，以及有真正的執政聯盟在立法會和媒體予以支持，整個政治災難即使不可避免，亦能減低破壞力。現時的所謂『執政聯盟』再不肯與政府榮辱與共，有事發生時更會狠狠地多踩一腳，政府恐怕更要自求多福了。

　　危機危機，是危也是機。君不見911後的紐約市長朱利亞尼，以及512大地震後的胡溫，面對危機時表現出強大的領導力和同理心，在人心虛怯之時反而爭取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特區政府，沒人期望你超越胡溫－－能做到『不 X 也鬆化』便已很好了。

相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angjinjian/2155097362/

整合、反目？民主黨的路如何走

2008-12-10T10:04:00.001+08:00

過去一年，民主黨與公民黨的合併常被說得沸沸揚揚，可是最終只見口水花；反而民主黨與前綫的整合卻早一步塵埃落定。雖然前綫軀殼尚存，但隨着劉慧卿和主要成員蟬過別枝，前綫可謂已完成歷史任務。

卿姐是位公認勤力且議政能力高的議員，然而觀乎前綫過去10年的萎縮，搞組織似乎非其所長，加入民主黨不但予前綫一個得體的落幕，對於卿姐而言，「組織」將成更大助力而非負擔。而這幾年飽受各種出走、退黨、內訌等負面消息影響的民主黨，得到前綫和卿姐的加盟，不但喜得一名高水準的立會女議員，更是一種冲喜，有振奮軍心之效。兩者互補長短，民主黨和前綫的合併，肯定是個雙贏甚至多贏方案，對於山頭林立的泛民陣營而言，亦應是好事。

然而這邊廂兩黨喜成佳偶，那邊廂社民連和公民黨卻水火不容。

社民連的毓民在選戰中就參與功能組別和參與特首選舉炮轟公民黨，泛民之間同室操戈，結果就是或多或少將本有機會勝出的毛孟靜和張超雄拉下馬，有說甚至影響到功能組別的泛民投票率，使莫乃光和黎廣德落選。兩黨在選後罵戰不絕，你罵我沒品，我窒你是藍血人，已到「面不和心也不和」的地步。

泛民勢力地圖更清晰

在社民連而言，選戰如戰場，選舉又不是請客吃飯，况且社民連以攻擊公民黨確立自己形象，兩者屬互相競爭多於追求雙贏，擦槍走火在所難免；但在公民黨而言，要事後一笑泯恩仇，卻也有點強人所難——誰知握手言歡之後，會否又是一記回馬槍？兩黨要重建互信關係，恐怕非一朝一夕可成。

合併和反目之後，泛民之間的勢力地圖更見清晰。公民黨形象理性中產，社民連代表激進草根，民主黨則以地區工作取勝，泛民各派於政治光譜上的位置比2005年清晰得多。然而黃毓民指下次政改方案推出時「泛民就會四分五裂」，亦是合理推測。江湖傳聞，每有重大事故，陳日君、黎智英、李柱銘及陳方安生4人多會站在同一陣線，在幕後綑綁或團結民主派，05年的政改方案即為一例。如今毓民與黎智英及陳方安生交惡人所共知，要令泛民站在同一陣線比以前更困難，而隨着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互不信任，有能力調和及團結泛民主派的人亦愈加難尋。

民主黨重新領導契機

可以想像，當政府再推政改方案，泛民討價還價的最大本錢在於23名議員間的團結。一旦有人人心思變，想以成為關鍵少數奪取政治能量，便極易出現泛民間互相指摘、互搶道德高地的亂局；泛民自亂陣腳，得益最終必是政府。此時，民主黨應可扮演更強的中介調和角色，而處理公民黨與社民連間的矛盾，以及團結泛民陣營中的獨立及「一人黨」議員，亦是整個民主黨和民主派面對未來挑戰的當務之急。

合併和反目，正正是民主黨重建其民主派領導位置的重要時機；民主派再沒有進一步分裂的本錢，民主黨務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有所自覺和承擔。

(刊於08年12月8日明報論壇版)

愛上古怪的香港──張虹與紀錄片同行的九個年頭

2008-12-05T02:45:00.000+08:00

在 Google 輸入『香港／紀錄片／導演』，有26,900個結果，但真正相關的除了張虹的名字外，幾乎再找不到其他。

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

溫柔的長毛

2008-10-21T18:20:00.002+08:00

『無論你幾愛一個人，你都唔能夠強迫佢去做佢唔鍾意做o既o野．．．』

打風，梗係要聽黃子華

2008-09-23T20:26:00.001+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