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霸道加深怨懟

誰都聽過這個童話故事：北風和太陽比賽，看誰能把路上行人的斗篷弄下來。北風死命地吹，行人卻用斗篷把自己包得更緊；相反，太陽用溫暖的陽光照耀，卻令行人自己把斗篷脫下來。想起這個故事，因為想起了曾特首。

記得1月14日，特首在立法會回應反高鐵運動的時候，說過「政府現時傳統的諮詢渠道，不足吸納年輕人聲音，故當局必須『放低家長心態』，加強跟年輕人的溝通途徑。」然後他又強調，年輕人跟當局溝通，須「理性、心平氣和、尊重事實、講道理」。

高鐵獲通過 政府勝利嗎？

同時同地，在立法會門外有六位斷食青年，正正就在等待「溝通」，當然特首拒絕了，因為「當群情高漲時，你跟他突然溝通，未必會最有效」。結果就是，一直到1月16日晚上、鄭汝樺局長和其他建制派議員要偷偷坐尾班港鐵離開立法會，政府都沒有高官願意與立法會外過萬人「溝通」。取而代之的，是逾千警力、鐵馬和胡椒噴霧，以及一股在社會中揮之不去的怨憤。

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闡述「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時，指出惟有透過不被扭曲和理性的論述，才能讓一個「較佳的論述」勝出，並確保因此而來的有效性、真實和正義。在高鐵一役中，現方案之所以能夠得到通過，並不是因為政府勝出了辯論，而是因為它在立法會中有不需民意支持的鐵票。如果政府視通過撥款為勝利，但這勝利有效性、真實和正義（如果有的話）卻並非建基於平等而公開的討論，它對政府管治的遺害將會是長遠和難以逆轉的，因為它就如北風一樣，展現了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橫和行政霸道，而這只會增加巿民對政府的怨懟。

政府不斷說溝通 卻不肯參與

當政府不斷說要溝通，同時不斷叫人理性，但自己卻不肯參與辯論，這絕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溝通，也不能可協助政府消弭民間的不滿。其實要了解人民，關鍵真的不在於上不上網，而在於當權者能否放下那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態。重新檢討各諮詢機構的成員組成、諮詢機制和成效，讓民間能真正參與對於未來的規劃，而不是將諮詢當成花瓶，否則天星、皇后、利東街和反高鐵的運動，還是會繼續出現。

（刊於2010年1月29日《經濟日報》）

Google不低頭 體現良心企業

去年在金融海嘯來襲之時，幾間大企業這邊廂裁員、那邊廂卻得到了「商界展關懷」的嘉許，「良心企業」4字不無諷刺，也掀起了社會企業責任的討論。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企業的看法往往只有兩種可能：經濟繁榮的推手，和貪得無厭的奸商，「企業責任」只不過是錦上添花的形象工程，企業還是以自己 的利益為大前提。於是許多難以和良心沾邊的事，都可以被理解為「無可奈何的必要之惡」；偶爾有如免費派粥的小商戶，立刻可上報紙頭條，反映我城真心做好事 的企業是如何缺乏。

不屈服政治 Don't be evil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規模愈大的企業愈應重視它的「良心」，因為大家對它的要求亦更高。然而我們最常聽到的若非裁員，便是壟斷、抬價、加租，甚至出賣私隱、屈服於政治力量。

像Yahoo！為了內地巿場，曾將民運人士師濤的資料交予中國政府，致使師濤被判刑，此後便一直承受國際間對它的批評，名聲一落千丈。而Yahoo！的對 手Google，前天便作出了一個相反的選擇：它發出「New Approach to China」的聲明：「由於中國黑客對Google發動攻擊，入侵中國人權運動人士電郵帳號而使其身份曝光，Google今後將不再過濾Google中國 網站（即谷歌中國；Google.cn）的搜尋結果，甚至考慮完全撤出中國市場。」

此消息一傳出，許多內地人立刻去到Google在清華科技園的辦公室獻花，卻被保安以「非法獻花」的理由驅趕（從此中國網絡又多了一個「潮語」）。當然有 人指這是因為Google進入內地巿場多年，仍佔不了優勢，所以退出巿場亦不是甚麼大損失；但在世界所有人都說要進入中國巿場的同時，Google卻反其 道而行，貫徹其「Don't be evil」的宗旨退出中國，當然賺到了全世界的掌聲。

只顧股東利益 弱勢最受害

做有良心的企業，和做有良心的人一樣，都是要付出的；而這種付出是否值得，則視乎你如何權衡錢和良心的重量。

但要求人和企業自律，始終是困難的，在新自由主義冒起的時代，愈來愈多被私有化的公共服務，以維護股東利益之名，無視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最終使整個社會受害，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弱勢的一群。這些例子在香港俯拾皆是，錯過幾次之後，我們又學到了甚麼？

（刊於 1月15日經濟日報）

對八十後的三個悖論和三個關鍵詞

「八十後」這名詞隨著反高鐵運動徐徐響起，從民間到政府官員雖已琅琅掛在嘴邊，卻不明所以。這邊廂年青的示威者在中聯辦推欄衝擊、那邊廂反高鐵青年幾天幾夜的在寒冷中苦行，政府的具體的回應竟是指八十後關心『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以及突然派出重案組拘捕陳巧文，再一次反映出當權者對八十後青年的想法毫不掌握。本來對『八十後』各自解讀，無可厚非，但就筆者觀察，當中流行的三個悖論，卻對於了解『八十後』有害無利。


三個悖論、兩個框架

悖論一：泛民動員論。有論者逢看見年青人行動激烈，便會祭出『泛民動員論』或『被利用論』，認為背後定是有（個別）泛民政黨從中動員，青年人只是無知被利用以賺取政治本錢。有反高鐵青年笑言：如果泛民真有能力動員我們，民主運動就不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了；就算真的有『動員』，也是民間動員議員，而非議員動員民間。凝聚反高鐵運動的力量核心，是由世貿會議開始，到天星、皇后、利東街動運動一路成長的本土意識、和被六四、七一、2012這些數字不斷凝聚的民主訴求，這些民間訴求，在這幾年中一次又一次面對政府的強蠻，在挫折中壯大和成長，因而越益強韌。『八十後』在反高鐵運動中，為議員在議會內的抗爭提供了議題、環境、彈藥、能量，是民間主導在運動；『動員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體性』。


悖論二：無知快閃論。有評論經常以『網絡動員』、『沒組織』、『即興』、『衝動』來形容八十後的行動模式，認為這群人整天上網、沒組織、為反對而反對，又不經思考在網上大放厥詞，活像將要發動暴動的快閃黨；然後用一句『多讀書』來勸勉年青示威者。評論者透過愛好衝突的媒體，當然只看到衝突；但其實只需細看12月18日和1月8日兩次包圍立法會行動如何熱情澎湃卻井然有序，以及多位青年如何冒寒苦行卻堅毅忍耐，便能明白『激烈』背後包括了多少準備和思考、慈悲和堅忍。走進運動核心，你會發現與其說八十後示威者讀書不夠，倒不如說他們讀書太多，只是創意和能力都用了在出乎『大人』意料的地方上而已；『快閃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動性』。

悖論三：經濟匱乏論。最流行的說法，是將年青人站出來抗爭，歸因於當今社會令他們缺乏足夠的經濟發展機會，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及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機會。持此論者大概是因為熟讀（或誤讀）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便將書中的第四代香港人照套到八十後的處境，卻錯誤地將他們的處境理解為抗爭的原因，犯了假因（False cause）的謬誤。抗爭的八十後青年並非為他們個人物質利益而站出來，而是為了更高一層次的價值；『匱乏論』是悖論，關鍵詞是『後物質主義』。

『悖論』和『關鍵詞』，分別代表著兩種理解八十後的框架。透過『悖論框架』，眼中看見的是一班沒書讀、沒工做、因被人利用而亂衝亂撞的憤怒青年，青年本身就是問題，所以他們的訴求只是表像，要做的是疏導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怨氣，以及找出能代表／控制他們的政治力量，對之打壓或吸納。透過『關鍵詞框架』，看見的則會是一班思考獨立、充滿能量、關心社會因而討厭強權的青年群體，問題不在他們本身，他們只是將真正矛盾突顯於社會大眾之前，社會的不公平、不公義才是問題，不回應甚至打壓他們的訴求，只會令他們走得更前。

別想 hea 走他們

香港已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當下社會面對的問題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其分配是否公義的問題。以反高鐵運動為例，年青人非因貧窮而站出來，而是因為政府以霸王硬上弓的方法清拆菜園村、因為亂用巨額公帑於高鐵而非用在普羅巿民身上、因為政治權力的封閉和不平等、因為政府對於巿民意見的蔑視。而這些怒氣都已積累已久，參與反高鐵運動的人都會想起領匯和迪士尼、想起天星和皇后、想起利東街、想起失去了的0708和2012普選，每一次的欺騙、強闖和拘捕，都是在透支著特區政府的信用。青年抗爭者談的，是家園、歷史、自主和尊重這些後物質的訴求，而這些價值從來都不被政府重視。

後物質一詞，是英高赫（R. Inglehart）在《寧靜革命》中所提出，現代社會的新舊世代交替所以會導致後物質的訴求出現，是因為上一代人在專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物質以外的價值問題時有忽略，新一代嘗試與實驗精神最強烈，物質滿足後，便出現由他們帶頭的後物質訴求。可惜今天當權者無法理解以後物質主義為核心的新框架，只能以『他們背後有誰撐腰？』『誰可以代表他們？』這些問題去尋隙找縫，對不起，對於有強烈主體性、相信由下而上才是好政治的新一代，這再行不通了。八十後早聽夠了官腔和謊言，別想輕易把他們 hea 走。

也許官員們都該看看《阿凡達》，Na’vi 族手連手織起網絡，守護著 Home Tree，他們就是八十後。官員們駕著戰機以為轟掉的只是一棵樹，在八十後眼中，卻是在摧毀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若政府不打算把反抗者全都殺掉的話，何不走進人群了解他們？一月十五日的立法會外、年青斷食者身旁，總可以留一席給曾特首的。


作者：林輝、區諾軒

（刊於 2010年1月1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官員誤解80後 請先看《阿凡達》 》）

我的請假信

S：

我這幾天正為籌備周末舉行的《九龍城書節》忙得不可開交，你是知道的。而在這既繁忙又寒冷的星期五，請假到立法會外吹風，也許有點戇居。但這半天假還是要請的——如果我們不想愧對我們的下一代的話，我們還是必要與反高鐵的朋友走在一起，盡最後努力阻止立法會的撥款。

我們常討論關於我們這個世代的問題。無論是80後、Y世代還是第四代香港人，談的都是我們生於和平、長於本土、在呵護和批評中長大的這一代。我們其實是幸運的，不少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懂得英文和普通話，在全球化的風潮中，我們的選擇比上一代多得多。但我們最終還是選擇香港，不是因為香港特別好，而是因為我們生於此地長於此地，是感情將我們與香港緊扣。也因為這樣，我們期望香港會變得更好，所以願意走在一起，在餐搵餐食的生活中抽出時間精神，為香港做點事。

與我們同一代的，還有他們，一班80後的社運朋友，當中有些你也認識。在反高鐵的運動中，他們全心地投入了，為的是公義。John Rawls說「公平即公義」，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配，正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礎；而今天的香港，公義卻是如斯缺乏。600多億的公帑，可以做多少改善民生的事？可是政府可以毫不皺眉地花在高鐵上，對於智障學童的讀書權卻不屑一顧。專家組的用心研究出來的方案，可以省上300億，政府卻考慮都不考慮就否決了。菜園村的居民，被不斷的抹黑成只為錢，事實上在政府「特事特辦」政策下無端發達的卻是新界地主們，菜園村的居民只為了可以安居樂業，這要求過分嗎？年輕朋友們和平示威，然後被抬被打，比起以前還要變本加厲。還有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員，平日不開會，開會時連自己的座位都找不到，卻拒見市民，從容舉手支持政府方案，可恨。

坦白說，這段日子以來，我不止一次問自己：我真的應該繼續留在香港嗎？唯一能讓我看見希望的，只有民間。現在一班年輕朋友正繞着立法會苦行3天，手心捧着稻米，「不讓其撒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我沒法不站到他們身邊，與他們並肩而行。

所以我不但要請假，更邀請你也一起來到立法會前，與我們站在一起。

F

（編按︰明日下午立法會將開會表決669億元廣深港高鐵撥款。「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為此發起「1218請假包圍立法會」行動。）

(本文刊於12月17日經濟日報)

高鐵祈福黨

反對高鐵的群體當中，其實不單是菜園村面臨痛失家園的村民，還有因為高鐵在地下通過而使樓宇難以重建的大角咀居民、以及許多關注公帑如何使用的巿民。

廣深港高速鐵路將會花掉港人669億，是回歸以來開支最大的一次工程，等於政府投入在迪士尼的錢的4倍、足以興建兩條青藏鐵路、舉辦270多次東亞運動 會、或近500次超支嚴重的維港巨星匯，甚至仿效澳門，全港巿民每人獲退回一萬大元。如果這600多億用作投資，以4厘回報計算的話，每年的利息就有26 億。有些官員和支持高鐵的議員，認為鐵路「雖然貴，但是值得」，因為可以接通內地高鐵網，將會商機處處。然而，是否真的值得，卻不能依賴近乎迷信的猜想， 而應進行仔細研究。

預測前景太樂觀 恐負資產

其實已有許多論者指出，政府對於高鐵前景的預測水份太多，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尾大不掉、要由香港人無止境承擔的負資產。不妨看看政府過去對於交通流量的預測 有多準確：西鐵預計流量有每日34萬人次，結果只有20萬；機鐵預計2011年每天有75,000人的流量，現時只有28,500；深港西部通道預計流量 有28,000，實際只有7,000。還有迪士尼，當年把經濟效益說得天花龍鳳，今時今日卻連官員都指「如此業績，很難找到買家（買迪士尼股份）。」

同樣的事，在一海之隔的台灣正是好例子。台灣的高鐵營運了兩年多，累計虧損已近700億台幣，總欠債達4,000億，負責的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面臨 破產，董事長亦因而請辭。台灣高鐵的客運量不足當初預計的4成，因此即使不計算成本的利息，收支也無法平衡；加上龐大的折舊攤提和債務利息，使高鐵成為台 灣的雞肋，進退失據。

牛津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Ben Flyvbjerg曾就世界上的大型基建項目（Megaprojects）進行研究。他研究了全世界200多個項目，包括公路、鐵路、隧道等，發現絕大部 分工程的事前估算與建成後的結果往往差天共地，原因非常簡單：工程、顧問公司或希望工程上馬的人，往往會以非常樂觀的數字進行估算，務求項目可得到通過。 一旦工程開展，其餘的事便不再重要，一旦結果與預計不符，也能以各式各樣的理由（例如其他配套未齊備、經濟環境轉變，諸如此類）開脫過去，最終往往人人有 責，無人負責。

被疑政治任務 向中央「交數」

回看香港，政府預計高鐵未來將有每日10萬人次的人流量，但今天直通車的流量卻只有9,000人次、每天來港的這個10萬人次的流量是從天跌下來的嗎？又 有多少人會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如果高鐵只是不計成本、用極廉的價格將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搶去，而所虧蝕的金錢又將由香港巿民承擔的話，哪麼到底有甚 麼人會得益？有人說，高鐵其實是政治決定、政治任務，為的就是要成就曾氏政府的功績，並向中央政府「交數」。我不肯定這些說法是否確實，但那些不斷強調建 高鐵會發達、不建高鐵便會被邊緣化的官員和議員，在我看來更似那些把你全副身家騙去、聲稱只要做場法事便可以保你全家安康的祈福黨——不必講證據、不必談 效益，不要問，只管信，這不是騙案是甚麼？

執筆之時，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剛通過了高鐵工程撥款。立法會議員們，可有負起代議士的責任，為巿民的福祉和公帑把關，謹慎衡量高鐵工程是否必要、669億是 否花得其所？在18號的財委會上，懇請不要再重蹈昔日迪士尼覆轍，以台灣高鐵黑洞為鑑，以香港巿民的利益為先，反對高鐵的撥款！

（刊於12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官員撑高鐵 猶如祈福黨 》）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政府在6月尾匆匆向立法會提交用港府對迪士尼的借貸轉換成股份、用以擴建迪士尼的增撥資源建議；獲得通過之後還不到兩個月，上海就公布將會興建亞洲地區第3個迪士尼樂園，而在政府給予立法會的資料中並沒提及。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一、迪士尼落戶上海，港府是否知情？二、如果連政府都不知情，那麼迪士尼有否欺詐成分？但無論如何，香港人都是一次又一次被當成提款機，將錢一次又一次掉進迪士尼這個無底深潭。

投資迪士尼 港人被騙？

回看1999年，當時董特首躊躇滿志，把迪士尼爭了回來，那時候對迪士尼的未來估計是這樣的：開幕首年（05年）有520萬人次，然後每年增加百分之五， 到2014年——即是上海迪士尼開幕的時候——將會每年近900萬入場人次；而事實是，過去3個營運年度的入場人次僅得1,380萬，比起預計的 1,700萬少了一截。但重要的是，迪士尼連年虧蝕，成了香港人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今上海迪士尼面積將比香港的大上數倍，收費亦較便宜，可想 而知說「兩個迪士尼並非競爭關係的」，不是缺乏腦袋，便是昧着良心。

其實特區政府在宏圖大計實行前的估計，往往估多於計，不管自稱多科學多精密，通過了立法會，上了馬（或曰賊船）之後又是另一件事。不僅往往中途需要再追加 撥款，更重要是到工程完結之後，成果效益跟預計相差十萬八千里，可惜那時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追悔太遲，也無人要負責。且看數碼港、機場快綫、昂坪 360、西鐵、應科院，每個教訓都價值不菲，but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高鐵自負盈虧 過分樂觀

接下來的，還有西九和高鐵。政府預計高鐵投入600多億元建造費（等於四個香港迪士尼的造價），通車之後預計每天有10萬人次，便能夠自負盈虧。

但這10萬人次的流量是怎樣來的？高鐵的車費將會與東鐵一樣，即是其實是在搶走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實質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的人會有多少？更重要的 是，真的會有10萬人次嗎？還是其實只是又一次過分樂觀的「估」計，用美麗的願景和對孤島的恐懼，造就另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

（刊於11月1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香港成了迪士尼的提款機』）

我這一代失落香港人

11月1日，一班「網民」發動了包圍禮賓府的行動，報紙以「失落第四代」形容這班人——八十後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學歷也許不低，但在社會卻愈來愈感到憤 慨和絕望。在內地如北京等大城巿其實亦有類似情況，全國估計有近百萬的「蟻族」，特點是高智、弱小、群居，許多是大學畢業，想到大城巿打工，但大學生無論 是在求職及待遇亦愈來愈不如以前，許多蟻族只好在城中村等地條件較差的地方居住，期待好運來臨。

結構性困局　努力沒出頭

青年有甚麼怨氣？其實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有提到：「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充滿社會流動機會，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今天經濟發展日益成熟，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 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晉身中產的關鍵，這對不少青少年造成沉重壓力，在正規教育或公開考試遇到挫折的一羣，更加感到無奈和鬱悶。」

諷刺的是，施政報告公布以後，那位買不起樓的律師女聽眾便狠狠地摑了特首一巴——是的，我很努力讀書，成為了專業人士，理論上是中產，實際上卻不似不中 產。所謂獅子山下、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的說法，在年輕人眼中如果不是個騙局，也只是一個神話，一個讓你乖乖讀書循規蹈矩為地產商打工的神話。

但年輕人的怒氣怨氣是實在的。當他們看見貧富愈來愈懸殊、學費愈來愈貴、找份好工愈來愈難、工作穩定性愈來愈低、樓價卻愈來愈高、上位機會愈來愈少，無論 是讀飽書的，還是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工作的，均同樣面對着社會結構性的困局，而非純粹個人努力與否可以改變的。當我們的社會常談到融合、轉型、增值，滿腦子 偉大願景的同時，卻極少想到怎樣去讓社會未上位或根本難以上位的人分享成果——而這種人在香港社會正在不斷增加。

生活絕望　政治同樣絕望

更重要的是懷有這種絕望感的人發現，原來即使百般怨懟，卻還是無權選擇自己有信心的領袖，在政治上同樣令人絕望。絕望的人可以怎樣？要不愈趨犬儒，認為世 上不會有好事，做甚麼都沒有用；要不愈趨激進，用更多的行動衝擊掌權者，而隨着社會怨氣不斷上升，趨激進者亦會愈多。今天可以以300位警察去招呼100 個包圍禮賓府的示威者，那明天呢？

（刊於11月5日經濟日報）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香港的『孤島恐懼』

菜園村的街坊們呼朋喚友，上星期天共有千人聚集菜園村表達支持「不遷不拆」的訴求，人數比起當日清拆皇后碼頭時更多。

但不消兩日，行政會議便批准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同時以「特事特辦」的做法大幅調高菜園村的賠償，希望以錢解決問題。

地必須收 人必須走 高鐵必須建

這其實是政府一貫的邏輯——堅持不走的街坊其實都是貪得無厭、為了更多賠償才當「釘子戶」，所謂人情、家園、生活，都不過是幌子；香港務必跟上國家的發展規劃，不落人後，否則將淪為「孤島」。於是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菜園村如是，利東街如是，天星皇后也如是。

香港會否成為孤島？在此之先，其實應先問：甚麼是孤島？地理上，香港當然是個孤島，但百多年來，香港就在中國與列強的角力中，半推半就地成為了亞洲最開放的港口城巿，無論是商品、文化、資訊、交通、旅遊，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出香港。

香港既從沒有閉關自鎖，也以這種開放性而自豪，因此「孤島」帶來了一種從根本上否定香港成功的恐懼。孤島代表了斷絕、緩慢、不便、落後，要擺脫成為孤島的夢魘，依政府的邏輯便是要不斷的發展，像奧運精神一樣「（建築）更高、（交通）更快、（經濟）更強」。

發展為先 強者愈強弱更弱

可是香港的情況，卻是「（樓價）更高、（拆遷）更快、（貧富懸殊）更強」。保育這幾年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正是因為政府是發展為先的做法，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拆掉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摧毀家園和文化，是為了興建商廈、商場、中環的公路，以及造價跟票價都高昂的高鐵，首要得益的都不是低下層。小巿民在孤島的恐懼之前，都是劉皇發口中的「小我」，都是要為「發展」這個「大我」犧牲的。犧牲甚麼？人情、家園、生活，以及納稅人的（至少）670億元，為了成就一個不會成為孤島的假象。

少建一條高鐵，多花40分鐘到達廣州，會否令香港成為孤島？香港的競爭力就全賴這條鐵路？香港和廣州就沒有其他接駁交通？別人來香港就只因來香港夠快？這些問題，不但令我們反思高鐵的價值，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價值。


（刊於10月22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不建高鐵 香港必成孤島？ 》）

甘乃威做錯了甚麼？

兩日的頭版，將焦點從泛民的五區總辭爭論，轉移到甘乃威身上。在政壇打滾廿多年，公認勤勤懇懇的「區佬」，居然在成為立法會議員才一年時間就面臨下台危機；本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是死在連手也沒拖過的純情「桃色醜聞」下，卻真有點不值。

連手也沒拖過 有點不值

到底甘乃威犯了甚麼錯？以現有的資料看來，他「表達好感」或「示愛」了，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更沒有性要求。當然他作為僱主，對直屬下屬「表達好感」，即使沒有口頭上作出性賄賂或性威脅，也容易使人對之作出聯想；但若簡單地將兩者理解成因果關係，而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性騷擾，卻也過分簡單。反而，這樣的解僱更似是一宗不合理解僱，而雙方亦似乎已用各種方案解決了事情（公開道歉、不合理解僱賠償、復職可能），女事主一直不公開露面，亦不見得要將事件變成公眾事件公開處理。

當然，政治就是如是，吃得鹹魚抵得渴，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桃色紛爭往往致命（政治生命），沒理由不懂得小心留神。桃色糾紛是最Juicy的政治新聞，色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最愛看人倒楣的社會。更何況你既不是吳彥祖，也不是李國寶，不有錢不靚仔卻要向風流多情，這是你的原罪。

Don't shit where you eat

如果說甘乃威真的犯了錯誤，那大概就是職場第一守則-Don't shit where you eat，好兔不吃窩邊草。

你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傳聞與他有一手的計有半打年輕美女，他卻仍在桃色醜聞中屹立不倒；當年的克林頓，只是和女下屬玩玩雪茄遊戲，卻成了他任內的最大的政治危機。避免辦公室戀情，那是一般打工仔的常識，甘乃威如何忘記了？

也許甘乃威只是個純情小生，對身邊的美女助理日久生情，不能自控；也許他是有色心欠色膽、取近捨遠，才會忘了自己身處在甚麼致命的位置。

環伺着他的，是一個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是一堆對桃色新聞求之若渴的傳媒，以及一個喜愛看人倒楣的社會。弄至今天如斯田地，甘乃威自己固然是始作蛹者，也讓人窺見了政治生命可以如何脆弱兒戲，對從政者不啻是一個警惕。

（刊於 09年10月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政客吃窩邊草 頭上一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