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政府在6月尾匆匆向立法會提交用港府對迪士尼的借貸轉換成股份、用以擴建迪士尼的增撥資源建議；獲得通過之後還不到兩個月，上海就公布將會興建亞洲地區第3個迪士尼樂園，而在政府給予立法會的資料中並沒提及。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一、迪士尼落戶上海，港府是否知情？二、如果連政府都不知情，那麼迪士尼有否欺詐成分？但無論如何，香港人都是一次又一次被當成提款機，將錢一次又一次掉進迪士尼這個無底深潭。

投資迪士尼 港人被騙？

回看1999年，當時董特首躊躇滿志，把迪士尼爭了回來，那時候對迪士尼的未來估計是這樣的：開幕首年（05年）有520萬人次，然後每年增加百分之五， 到2014年——即是上海迪士尼開幕的時候——將會每年近900萬入場人次；而事實是，過去3個營運年度的入場人次僅得1,380萬，比起預計的 1,700萬少了一截。但重要的是，迪士尼連年虧蝕，成了香港人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今上海迪士尼面積將比香港的大上數倍，收費亦較便宜，可想 而知說「兩個迪士尼並非競爭關係的」，不是缺乏腦袋，便是昧着良心。

其實特區政府在宏圖大計實行前的估計，往往估多於計，不管自稱多科學多精密，通過了立法會，上了馬（或曰賊船）之後又是另一件事。不僅往往中途需要再追加 撥款，更重要是到工程完結之後，成果效益跟預計相差十萬八千里，可惜那時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追悔太遲，也無人要負責。且看數碼港、機場快綫、昂坪 360、西鐵、應科院，每個教訓都價值不菲，but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高鐵自負盈虧 過分樂觀

接下來的，還有西九和高鐵。政府預計高鐵投入600多億元建造費（等於四個香港迪士尼的造價），通車之後預計每天有10萬人次，便能夠自負盈虧。

但這10萬人次的流量是怎樣來的？高鐵的車費將會與東鐵一樣，即是其實是在搶走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實質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的人會有多少？更重要的 是，真的會有10萬人次嗎？還是其實只是又一次過分樂觀的「估」計，用美麗的願景和對孤島的恐懼，造就另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

（刊於11月1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香港成了迪士尼的提款機』）

我這一代失落香港人

11月1日，一班「網民」發動了包圍禮賓府的行動，報紙以「失落第四代」形容這班人——八十後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學歷也許不低，但在社會卻愈來愈感到憤 慨和絕望。在內地如北京等大城巿其實亦有類似情況，全國估計有近百萬的「蟻族」，特點是高智、弱小、群居，許多是大學畢業，想到大城巿打工，但大學生無論 是在求職及待遇亦愈來愈不如以前，許多蟻族只好在城中村等地條件較差的地方居住，期待好運來臨。

結構性困局　努力沒出頭

青年有甚麼怨氣？其實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有提到：「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充滿社會流動機會，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今天經濟發展日益成熟，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 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晉身中產的關鍵，這對不少青少年造成沉重壓力，在正規教育或公開考試遇到挫折的一羣，更加感到無奈和鬱悶。」

諷刺的是，施政報告公布以後，那位買不起樓的律師女聽眾便狠狠地摑了特首一巴——是的，我很努力讀書，成為了專業人士，理論上是中產，實際上卻不似不中 產。所謂獅子山下、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的說法，在年輕人眼中如果不是個騙局，也只是一個神話，一個讓你乖乖讀書循規蹈矩為地產商打工的神話。

但年輕人的怒氣怨氣是實在的。當他們看見貧富愈來愈懸殊、學費愈來愈貴、找份好工愈來愈難、工作穩定性愈來愈低、樓價卻愈來愈高、上位機會愈來愈少，無論 是讀飽書的，還是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工作的，均同樣面對着社會結構性的困局，而非純粹個人努力與否可以改變的。當我們的社會常談到融合、轉型、增值，滿腦子 偉大願景的同時，卻極少想到怎樣去讓社會未上位或根本難以上位的人分享成果——而這種人在香港社會正在不斷增加。

生活絕望　政治同樣絕望

更重要的是懷有這種絕望感的人發現，原來即使百般怨懟，卻還是無權選擇自己有信心的領袖，在政治上同樣令人絕望。絕望的人可以怎樣？要不愈趨犬儒，認為世 上不會有好事，做甚麼都沒有用；要不愈趨激進，用更多的行動衝擊掌權者，而隨着社會怨氣不斷上升，趨激進者亦會愈多。今天可以以300位警察去招呼100 個包圍禮賓府的示威者，那明天呢？

（刊於11月5日經濟日報）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香港的『孤島恐懼』

菜園村的街坊們呼朋喚友，上星期天共有千人聚集菜園村表達支持「不遷不拆」的訴求，人數比起當日清拆皇后碼頭時更多。

但不消兩日，行政會議便批准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同時以「特事特辦」的做法大幅調高菜園村的賠償，希望以錢解決問題。

地必須收 人必須走 高鐵必須建

這其實是政府一貫的邏輯——堅持不走的街坊其實都是貪得無厭、為了更多賠償才當「釘子戶」，所謂人情、家園、生活，都不過是幌子；香港務必跟上國家的發展規劃，不落人後，否則將淪為「孤島」。於是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菜園村如是，利東街如是，天星皇后也如是。

香港會否成為孤島？在此之先，其實應先問：甚麼是孤島？地理上，香港當然是個孤島，但百多年來，香港就在中國與列強的角力中，半推半就地成為了亞洲最開放的港口城巿，無論是商品、文化、資訊、交通、旅遊，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出香港。

香港既從沒有閉關自鎖，也以這種開放性而自豪，因此「孤島」帶來了一種從根本上否定香港成功的恐懼。孤島代表了斷絕、緩慢、不便、落後，要擺脫成為孤島的夢魘，依政府的邏輯便是要不斷的發展，像奧運精神一樣「（建築）更高、（交通）更快、（經濟）更強」。

發展為先 強者愈強弱更弱

可是香港的情況，卻是「（樓價）更高、（拆遷）更快、（貧富懸殊）更強」。保育這幾年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正是因為政府是發展為先的做法，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拆掉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摧毀家園和文化，是為了興建商廈、商場、中環的公路，以及造價跟票價都高昂的高鐵，首要得益的都不是低下層。小巿民在孤島的恐懼之前，都是劉皇發口中的「小我」，都是要為「發展」這個「大我」犧牲的。犧牲甚麼？人情、家園、生活，以及納稅人的（至少）670億元，為了成就一個不會成為孤島的假象。

少建一條高鐵，多花40分鐘到達廣州，會否令香港成為孤島？香港的競爭力就全賴這條鐵路？香港和廣州就沒有其他接駁交通？別人來香港就只因來香港夠快？這些問題，不但令我們反思高鐵的價值，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價值。


（刊於10月22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不建高鐵 香港必成孤島？ 》）

甘乃威做錯了甚麼？

兩日的頭版，將焦點從泛民的五區總辭爭論，轉移到甘乃威身上。在政壇打滾廿多年，公認勤勤懇懇的「區佬」，居然在成為立法會議員才一年時間就面臨下台危機；本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是死在連手也沒拖過的純情「桃色醜聞」下，卻真有點不值。

連手也沒拖過 有點不值

到底甘乃威犯了甚麼錯？以現有的資料看來，他「表達好感」或「示愛」了，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更沒有性要求。當然他作為僱主，對直屬下屬「表達好感」，即使沒有口頭上作出性賄賂或性威脅，也容易使人對之作出聯想；但若簡單地將兩者理解成因果關係，而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性騷擾，卻也過分簡單。反而，這樣的解僱更似是一宗不合理解僱，而雙方亦似乎已用各種方案解決了事情（公開道歉、不合理解僱賠償、復職可能），女事主一直不公開露面，亦不見得要將事件變成公眾事件公開處理。

當然，政治就是如是，吃得鹹魚抵得渴，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桃色紛爭往往致命（政治生命），沒理由不懂得小心留神。桃色糾紛是最Juicy的政治新聞，色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最愛看人倒楣的社會。更何況你既不是吳彥祖，也不是李國寶，不有錢不靚仔卻要向風流多情，這是你的原罪。

Don't shit where you eat

如果說甘乃威真的犯了錯誤，那大概就是職場第一守則-Don't shit where you eat，好兔不吃窩邊草。

你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傳聞與他有一手的計有半打年輕美女，他卻仍在桃色醜聞中屹立不倒；當年的克林頓，只是和女下屬玩玩雪茄遊戲，卻成了他任內的最大的政治危機。避免辦公室戀情，那是一般打工仔的常識，甘乃威如何忘記了？

也許甘乃威只是個純情小生，對身邊的美女助理日久生情，不能自控；也許他是有色心欠色膽、取近捨遠，才會忘了自己身處在甚麼致命的位置。

環伺着他的，是一個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是一堆對桃色新聞求之若渴的傳媒，以及一個喜愛看人倒楣的社會。弄至今天如斯田地，甘乃威自己固然是始作蛹者，也讓人窺見了政治生命可以如何脆弱兒戲，對從政者不啻是一個警惕。

（刊於 09年10月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政客吃窩邊草 頭上一把刀 》）

「無車日」做騷 不如便利單車行

執筆之時，正是922無車日。這個11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節日，今年得到特區政府的垂青，高官們全體響應，坐港鐵的、坐巴士的、步行的，各適其適——當然還有用坐的士上班來響應「無車日」的兩位司長。

我倒是奇怪，為何好像沒有高官嘗試在巿區以單車代步——如果有，他應該可以體會到單車騎行者在我城正面對怎樣的困境。

巴士港鐵 趕絕單車

我家在九龍，也在九龍工作，不久之前開始嘗試踏單車上班和下班。也許大家都以為只有送外賣和送石油氣的會在九龍騎單車，但其實細心留意，即使在旺角，街上亦有很多人在使用單車代步。成為「單車友」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單車在巿區是如何地不受歡迎，而且是制度性的不受歡迎。

其實每個騎行者的需要不外乎幾個：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單車、有包容單車的公共運輸系統和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而在香港——特別是在巿區——可謂三者皆缺。新界許多單車停泊區車位嚴重不足，而在巿區單車更只能鎖在路旁欄桿和後巷，被偷和被破壞是家常便飯。其次，香港唯一一個對單車較為包容的公共交通公具叫做渡海小輪，但也不是每一條路綫均歡迎單車使用；巴士和港鐵更不消說了，不是乾脆不容許單車，便是諸多阻撓，使騎行者使用單車代步的彈性大減。

道路設計 極不友善

但對於騎行者而言，最痛苦的始終還是道路的不友善設計。在巿區，行車隧道固然不容許單車使用，許多高速公路、高架天橋和路段也是單車止步，令到騎單車的人根本沒辦法可以完整地在路上由一點去到另一點。

以灣仔碼頭為例，由於只有尖沙咀到灣仔的小輪容許單車使用，騎行者要從九龍到港島就必須在灣仔碼頭下船，可是附近的道路幾乎全是禁止單車的dead end，騎行者只能荒謬地上行人天橋、穿過兩個商場，再將單車抬下天橋，方能去到銅鑼灣或灣仔巿區。而在新界區雖然有單車徑，但卻多是斷斷續續的，騎行者要一時騎行、一時推車，既不方便亦不合理。

沒有人會奢望高官們過了無車日之後仍會每天坐港鐵、坐巴士；是公關show也好、真心而行也好，偶一為之、沒有政策配合的環保行動除了令自己感覺良好外，對世界其實絲毫沒有助益。高官們如果可以讓單車使用者更方便，鼓勵更多人以單車代步，那才是實實在在的一件功德。

（刊於09年9月24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一句「為你好」 弱勢社群受壓

我想問，為甚麼政府的宣傳片總喜歡Hip-hop？

也許因為這些廣告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一廂情願地以為用上了Hip-hop年輕人便會喜歡；也許是因為覺得只要配著輕快的音樂，便能將充滿荒謬的情景變得正常，或令觀眾變得麻木。

禁煙收緊酒牌 市民無選擇

且看那個「全城動——全城清潔運動」廣告中那些連掃地也要跟著舞步、咧著嘴笑的清潔工，不知現實中的她們拿那樣的人工、每天工作這樣長的時間，是否可以笑得出？還有那個「戒煙我撐你」的廣告，煙民都已經走到垃圾桶旁吸煙了，還要被人指指點點，又「影響到人」又「搞到自己面青」，能留一條生路給煙民嗎？

最新推出的另一「戒煙我撐你」廣告最令人不安：主角身在酒吧，卻連煙也不能抽，如果他辛勞工作了一整天，只想收工去酒吧喝杯酒抽根煙，卻發現在酒吧煙不能抽、連酒也在兩點後不能賣的話，他聽見那些幸災樂禍的戒煙Rap歌時，還會跟你一起唱？揮拳相向才是合理！

吸煙飲酒濫藥援交當然政治不正確，但全面禁煙、收緊酒牌、校本驗毒、打擊援交，卻是公權力以各種道德之名，進一步代巿民選擇更「好」管理身體的方法；而在這個過程中，被管理者的自主權和發言權，可以怎樣得到保障，而不會淪為親權主義（Parentalism）和多數暴政（Majority tyranny）的犧牲品？

為政治正確 簡化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這些以「為你好」之名而擴張的公權力，針對的通常是社會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伴隨著公權力的擴張，往往是一連串政治正確的宣傳攻勢，將問題平面化、簡單化，以求以最簡單的理由——如健康、衛生、和諧、家庭——推行政策，例如禁煙是為了大眾健康、驗毒是為了學生安全、過濾互聯網是為了社會和諧，因此反對聲音都只是無法推翻大原則的枝節考慮。煙民、學生、網民、援交少女等被管理者，如果不是無知得要家長照顧，便是應該為大眾福祉而退讓，否則便成了自私自利、破壞和諧！

當我們放棄維護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去追求社會整體更「理想」的環境時，我們距離真正理想的社會可能愈來愈遠。別忘了，我們都有成為少數和弱勢的一天，今天犧牲的是別人，誰知明天會不會輪到你和我？

（刊於 2009-09-10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關於勇氣、行動和堅持

看本地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覺就如在翳悶的夏天呷一口清涼的凍檸賓。電影呈現了沒有主流電影敢說出口的政治現實，由廖啟智飾演的牧師和幾個小人物憑着勇氣去行動，堅持着自己相信的正義，對抗骯髒污穢的官商勾結。而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動」，正如戲中廖啟智所說，沒有行動的愛，是虛假的。對人如是，對社會亦如是。

《三條窄路》 道出政治現實

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比這個夏天更為翳悶，當我們在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討論之時，其實正反映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力何其缺乏。我們都在政改死綫前期待着大佬們應該如何如何，卻無法將過去20多年追求民主的積累轉化成突破困局的行動。回想03年夏天的高昂，都被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磨蝕；當中央拋出如幻似真的2017普選承諾、當上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難免令人懷疑民主運動是否已行人止步。

身處運動的低潮容易產生懷疑、退卻和無能感，但也是沉思和反省的好時機。我們對於民主運動，是缺少了一往無前的氣概，還是欠了周詳的戰術思考？（還是兩者皆缺？）在遠在北京的阿爺之前，我們視自己為無關痛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三條窄路》內那個家有妻兒的牧師、被趕出警隊的小混混，和既渴望上位也堅守公義的女記者，本來都是社會中毫不起眼的一人，卻戲劇性成為了對抗哥利亞的大衞。行動本身就是改變——尤其是在缺乏希望之時，不論結果，行動都帶來能量、帶來改變。

不在沉默中爆發 便在沉默中死去

因此，在我們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議論紛紛時，要認清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新的動力，而這些動力需要由我們以行動去創造。五區總辭可以是一個方法（雖然未必是個好方法），但歸根究柢，如果你渴望民主或其他你珍視的價值和權利，你就沒有理由依靠別人去為你爭取或捍衞。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在每天批評青少年只顧吸毒如何不濟的今天，成年人可有想過自己應該怎樣成為他們的榜樣，顯示為他們、為自己創造有希望的未來的勇氣和堅持？

（《三條窄路》將於9月初在圓方上映，一天只有一場，莫要錯過。）

（本文刊於8月28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憂民運停步 行動才能帶來改變》）

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官僚體制 扼殺街坊情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 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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